..续本文上一页，以悲拔除一切生命之苦，以慈给与一切生命乐。这就是佛教的同体大悲，反映了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及一切生命的平等观照。正因为如此，佛教五戒的第一条就是杀生戒，而对生命的慈悲也就成为了佛教的基本价值导向。如果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同感亲和：与生命相感通，对生命生悲心。

　　第四，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出发，缘起思想阐明了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按照缘起的思想，万物内在地处于紧密和普遍的相互联系中。人作为万物之中的一员，总是生存在与万物相缘的关系中，绝不能独立地生、存，生存需依赖于万物作为因缘的合助。因此，人与万物相生共存，一体平等。人与万物的关系如此，人与人之间也不例外，内在地连属在一起，声气感通，平等共存。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这种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关系，是一种普遍恒存的“自然联系”。进一步，由于人具有情感与理智，即具有思想行为的特殊能力，人与人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自然物间所没有的“社会联系”。即人自己的身口意即行为、言说、思想意识的串习及人和人、人和自然间的相互影响，人与人间形成了“社会联系”，产生了生命界的特殊群体人类社会。必须注意，“社会联系”与“自然联系”相较，后者比前者更基本，但前者比后者更明显也更紧密。因此，个人的生存不仅受“自然联系”的影响，也受“社会联系”的制约。在社会中，人直接地依赖于整个社会，反过来，个人的思想、行为对社会影响亦大。这表明在社会中不仅人人的生存，而且人人的发展皆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人的存在由“自然联系”与“社会联系”所决定，必定是“依他”的；人无法只通过自身而不藉他人他物获得独立自足的存在，必定是“无我”的。依据此无我依他的生存本质观，对别人有害的行为，在根本意义上会有害于自身；反过来，利于别人的，在根本意义上会利于自身。但最恰当的行为应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亦有利，即是自利利他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道德的或者负责任的行为，必定是自利利他的。而且，于此自利利他中，不是从利自向利他扩展，而是通过普遍性的利他回到个体性的利自。这种以利他为先的自利利他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行的精神。这样，根据普遍缘起的思想，大乘佛教发展出一种自利利他的精神。

　　这四种文化精神是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深刻观照，是人应具的文化意识，也是佛教文化的现实意义。

　　三、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

　　前面已经说明，万物间相依相生、相离各灭。彼此相互为缘，不可分离，和合成一整体。就人而言，每一人与社会的其他人、与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与一草一木都连属在一起，相互依存。个体人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社会全体的体现，自然、社会和合的全体离不开个体的存在，所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人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个人、社会、自然界的相生共存、趋同发展。但是，人类在其生命的历史长河中，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了追求自己的短暂利益，经常忽视人、自然、社会的一体共生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前景蒙上了暗重的阴影。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二个半世纪的历程，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物质繁荣，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亦带动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人类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物种类的大量灭绝、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污染与破坏(江河断流、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机、臭氧层的破坏等)，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类的心头。换言之，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却引发了致命性的生态灾难。可以这样说，人类如果再按惯性走下去，不仅物质文明只会昙花一现，人类的生存家园地球也将提前报废。这说明，人类一味追求物质的繁荣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因此，必须放弃“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究其根源，此模式来自于西方文化中狭隘的技术中心论、人类中心论以及“相克式”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设定了一个永恒的、无限的自然界，后者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既是人类桀骜不驯的敌人，又是人类获取财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样，人类的任务就是穷其思虑地征服自然界、变本加厉地压榨自然界，使它在人类面前低头，乖乖地交出它所有的一切。殊不知，自然界是一个有限的、非永恒的存在，象人类一样脆弱。对自然界的破坏与掠夺，必然导致生命和自然生态的灾难，最终必定反作用于人类自身。

　　世界的很多国家对此已有所反思，试图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确保人类在保持生态平衡的条件下能够长久稳定地发展。它开始关注人、社会、自然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全体关系，试图调整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但人类谋求物质快速发展的强烈渴望与自然界冷漠的约束及残酷的报复，构成一种永恒的冲突。因此，如果不彻底抛弃人类中心论及“相克式”的思维模式，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以从根本上对治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及社会失衡，建立人、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关系。这种新的文化精神，作为人类中心论以及“相克式”思维模式的对立物，应该昭示出，人类和自然界(包括生命界)都是有限存在。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毫无疑问，不可能有离开自然界的人类，同样不能想象离开人类的自然界，二者一体共存。人类应该亲近自然界，珍惜、爱护它的一草一木与每一生命，与它亲和相依、并同发展。而在享用自然界的财富时，不要掠夺、破坏、浪费，要保证其再生能力，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时，这种新的文化精神，还应告诉人们，人与人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人不是与己断然不同的存在，实际就是以“他”的面目出现的自己，自他本是一体的。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独存，必依赖于社会提供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信息，及需要社会的爱与安全的保证。社会也需要每个人负责任的参与与奉献。换言之，人须认识到他人的重要性，破除“自我”的壁垒，彼此间相互尊重、亲和友爱、自利利他，这样，自私与贪欲就能得到对治，从而建设一个和谐平衡、持续发展的社会。这种文化精神，可称为“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因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和心灵中确立亲和相生的“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并以这种文化精神为基础，建设新的世界文化。

　　但是，这种文化资源和文化意识在西方文化中是缺少的。现代化发展的后遗症和两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弊病。人类不可能按照西方的发展轨迹走向未来。因此，东方的古老智慧开始重现异彩。特别是前面所述的佛教的“和合缘起”的思想，指示了一种现时代西方未有、东方已失的人文精神，对建立“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有独特的意义。首先，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表明了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即自然、人的一体性和平等性。只有珍惜、爱护自然界的每一生命个体和一草一木，与之相缘共存，人类才能生存与发展。其次，同感亲和的精神表明生命个体的平等性、一体性，也表明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对生命的觉受与苦难的同情。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的文化意识能够消解人类心理结构中的过度扩张与征服的冲动，逆转人类对自然界的强势压榨，建立人类和自然界的和谐同盟，使自然界的生命和事物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人类的生命之源和精神家园。而以利他为先的自利利他精神能够对治人类的“唯我”情结，增进道德意识，关心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福祉，自利利他，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安宁与和平的社会中。因此，如果能借鉴大乘佛教文化倡导的一体平等、相生共存、同感亲和与自利利他的精神，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就有利于树立“相生式”(“亲和式”)文化精神，进而就可逆转“相克式”文明建立“相生式”文明，使个人、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协同发展。

　　换言之，以一体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观照人、社会、自然界的相属联系，用同感亲和的悲心关爱生命界，将自利利他的意识融入社会，显示出一种亲和相生的精神特质。因此，新的文化精神作为一种世界文化的基础，首先要吸收大乘佛教的缘起文化精神，以此才能完成一次世界性文化的创造性大融合。这样一种亲和相生的“相生式”(“亲和式”)新文化是人类的希望。

　　(此文曾载于《寻根》2002年第5期)

《佛教缘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特质及其现实意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