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宋代文字禅的幾個問題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論述宋代文字禅興起的社會條件、思想根源、理論依據、發展曆程和基本特點。本文認爲，宋代文字禅的興起和發展，與禅僧生活方式、修行方式的改變直接有關，與宋代士大夫普遍喜禅緊密相連。它演變的諸種形式，都毫無例外地與禅宗的公案之學結合在一起。禅宗從注重直觀體驗的證悟轉向注重知性思維的解悟，是促成文字禅興起並走向昌盛的思想動力。到南宋初年，具有不同社會及修行功能，反映不同思潮的文字禅、默照禅和看話禅，成爲禅學中既相互獨立又不可分割的叁大組成部分，共同塑造了中國禅學的整體面貌和精神。
【關鍵詞】 文字禅 代別 頌古
禅宗文字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它形成與公案之學相聯系的穩定形式，成爲頗具影響力的禅學潮流，則是從北宋開始。
在禅宗曆史上，文字禅所引發的論爭激烈、持久，超過其他任何一種成體系的禅學思潮。支持者認爲它有助于明心見性，有助于修行解脫；反對者則認爲它與佛心祖意隔膜，徒增煩惱障礙。總的說來，沒有文字禅的興起和發展，也就沒有禅宗在宋代的巨變，也就使禅僧失去了與士大夫溝通的重要渠道。
一、文字禅的産生原因
所謂“文字禅”，是指通過學習和研究禅宗經典而把握禅理的禅學形式。它以通過語言文字習禅、教禅，通過語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淺爲特征。作爲宋代文字禅的主導方面，它的産生和發展始終與運用公案結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視，並且逐步成爲教禅和學禅的基本資料，又是與中唐開始的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變革相聯系的。
當馬祖道一(709～788)和石頭希遷(700～790)分別在江西、湖南建立禅宗兩大中心基地的時候，或因經濟困難，或因尋訪名師，或因建立聯系，禅僧們往往到處流動。因此，禅宗界逐漸興起“行腳參禅”之風。生活方式的改變隨即引起修行方式的改變，修習禅法已經不再僅僅是個人的靜坐默究，對禅境的體驗也不再僅僅限于修習者個人不可言傳的感受，逐漸演變成師徒之間或師友之間的相互討論、啓迪和勘驗。行腳參禅的僧人每到一處叢林，往往與拜訪的禅師相互問答，若言語不契則離開，到別的地方另找禅師；若彼此言語默契，相互理解、認可，便住下來。師徒之間或師友之間的這種交流禅學見解和體驗的相互酬對，實際上也就是教禅和學禅的過程。
禅學問答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被稱爲“機語”，多是一些含蓄、隱晦或答非所問的語句。有時雙方見面並不說話，而是用推、打、踏、喝等方式表示。諸如此類的參禅方式和手段，統稱爲“機鋒棒喝”。機鋒棒喝的盛行與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變化有直接關系，然而，禅僧們之所以采用這種禅學方式，則與禅宗的基本理論密切相關。慧能南宗認爲，自心佛性是超言離相的，即不能用邏輯思維完全把握，不能用語言文字確切描述。對禅境的體驗，對自心佛性的證悟，只能靠自己的親身實踐。因此，行機鋒施棒喝，只不過要表達本質上無法表達的東西，只不過要啓發禅者去自證自悟。
到了唐末五代，機鋒棒喝在禅林達到了鼎盛時期，這種原本是爲修行悟道、解脫成佛而推出的一種方便施設或權宜手段，逐漸成爲明心見性的重要途徑。禅師們的此類禅學言行，經過輾轉流傳而被弟子們記錄下來，稱爲“語錄”、“入道機緣”。其中一些著名禅師的言行獨具特色，還被專門提出來，作爲判定是非、衡量迷悟的准則，被稱爲“公案”。到了北宋初年，不僅禅僧把語錄作爲教禅和習禅的重要資料，士大夫也格外予以重視，這一點從楊億裁定《景德傳燈錄》所確定的原則上就可以看出來。他認爲，《燈錄》應該以記載曆代禅師啓悟學人的機語爲主，應該不同于僧傳。“自非啓投針之玄趣，馳激電之迅機，開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傳燈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應之征符，專敘參遊之轍迹，此已標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楊億：《景德傳燈錄序》，《大正藏》卷五一，196c。】經過這樣修改了的《燈錄》，由于刪去了禅僧史傳的大部，變成了主要是禅師的語錄集錦，從而失去了曆史感；壓縮了禅宗的信仰和神異，著重于機鋒禅理，削弱了禅宗的宗教性；對禅語加強文字潤色，顯得文采飛揚，失去了它們在下層流傳中的淳樸。正是這樣的禅宗新典籍，既成爲禅僧教禅和學禅的教材，又最大程度地適應士大夫的口味，逐漸有取代傳統佛教經典的趨勢。
最早把“公案”一詞引入禅門的是唐末僧人黃檗希運。它原本指官府判決是非的案例，禅宗借用它來專指前代祖師的言行範例。爲了適應教禅和學禅的需要，禅師們開創了研究公案的多種形式。總的說來，對待語錄公案的不同態度、不同認識以及由此産生的不同研究方法，在宋代形成了不同的禅學形式 。所謂“文字禅”，只是其中的一種。宋代文字禅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其主流始終與公案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
與唐末五代相比，兩宋社會相對穩定，王朝的宗教政策比較寬松，佛教的寺院經濟由此得到平穩發展。這就爲禅宗的領袖人物走出農耕山林，進住通都大邑或名山勝地的大寺院創造了條件；爲他們放下鋤頭，拿起筆杆提供了可能。文字禅的發展，正是禅師們在研究舊經典的基礎上創造新經典的過程。宋代是産生禅宗典籍的黃金時期，其數量之龐大、種類之齊全，不僅超過唐五代，而且也爲後代所不及。在兩宋社會的大背景下，山林曠野的質樸禅風在禅宗主流階層身上逐漸消退，都市書齋的浮華禅風卻日益濃重。這不僅在佛教內部爲文字禅的發展奠定了群衆基礎，也成爲吸引士人的新禅風。
宋代士大夫“喜禅”，是促動文字禅興盛的強大社會力量。宋王朝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權力的考慮，機構設置臃腫膨脹，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罷黜隨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從而造成了曆史上少見的在職加賦閑的官僚階層。而官場變換，宦海沈浮，都促使士大夫從禅中尋找精神寄托。士大夫經世多作兩手准備，幾乎成了兩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羅大經說：“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荊公(王安石)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欤寄此生。……山谷(黃庭堅)雲：佩玉而心若枯木，立朝而意在東山。”【《鶴林玉露》丙編卷五。】在當時，士大夫精神上退隱的最好去處，莫過于禅了。另外，宋代士人一般從科舉入仕，文化修養良好，鑽研和創造禅宗典籍對他們有特殊的吸引力。許多重要語錄、燈錄的編定和修改，都有士大夫的參與。宋代士人樂于爲名僧語錄作序，猶如唐代文人樂于爲禅師高僧撰寫碑銘一樣。在兩宋時期，文人們支持文字禅的力度，要遠遠大于他們支持其他禅法的力度。
二、文字禅的發展曆程
宋代圍繞語錄公案展開的文字禅有四種形式，也可以說是公案之學發展的四個階段。其中，“拈古”是以散文體講解公案大意，“代別”是對公案進行修正性或補充性解釋，這兩者都起源于宋代之前。“頌古”是以韻文對公案進行贊譽性解釋。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頌古之作可以稱爲“禅詩”，但禅詩並不僅僅等于頌古，禅詩還包括頌古之外的禅學詩作。“評唱”是結合經教對公案和相關頌文進行考證、注解以發明禅理。頌古與評唱這兩者都起源于北宋。一般說來，能夠主導禅學發展方向，並能夠發揮多方面理論作用和社會功能的文字禅形態，是代別、頌古和評唱。
“代別”是“代語”和“別語”的複合詞。所謂“代語”，原有兩個含義：其一是指問答酬對間，禅師設問，聽者或懵然不知，或所答不合意旨，禅師代答的話語；其二是指古人公案中只有問話，沒有答語，代古人的答語。所謂“別語”，是指古人公案中原有答話，作者另加一句別有含義的話。二者區別不大，都是對古人或他人禅語的發揮。由于雲門語錄中多有代語和別語，一般認爲“代別”以雲門爲始。進入宋代，首先是汾陽善昭(947～1024)利用這種形式，將禅引導到發掘古人意旨方面，更確切些說，是借用古代公案，表達自己的思想。他曾說明創作公案代別的原因：“室中請益，古人公案未盡善者，請以代之；語不格者，請以別之，故目之爲代別。”【楚圓集：《汾陽無德禅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卷四七，613c。】“未盡善者”和“語不格者”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公案的語意未盡，需要添加“代語”或“別語”，作進一步的揭示，也就是對公案作修正性解釋。善昭的代別之作保存于他的《公案代別百則》和《诘問百則》中。
綜觀善昭的兩百首代別之作，其中雖有一些精彩的部分，但大多數平淡無奇，有些甚至不如原來的語言含蓄生動。善昭著意追求語言上的“善”和“格”，就是要用自己的標准去統一公案的答句。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代別之作同公案的選擇一樣，真正的目的不是發明古聖意旨，而是借題發揮，既可以作爲言談交往的口實，也是闡述自己思想觀念的途徑。每一位禅者都會熱衷于發明更新的“代別”，以表明自己掌握了禅理，已經心明而智達。所以，任何一則公案都永遠不會有某個固定的標准代別答語。實際上，善昭創作的諸多代別語句始終沒有盛行于禅林。
但是，善昭鼓勵運用代別這種形式追求玄言妙語，長久影響了禅學的發展。宗杲曾指出：“近年以來，禅有多途……或以古人入道因緣(指公案)，聚頭商榷雲：這裏是虛，那裏是實，這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爲禅者。”【[宋] 蘊聞編：《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叁十，《大正藏》卷四七，941b。】由此可見，直到南宋初年，追求玄言妙語的代別依然是禅林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南宋之後，這種現象依然存在。
由于代別成爲一種時髦，禅師們普遍希望通過與衆不同的新奇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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