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徒訪問團至緬甸、印度、泰國等，聯絡同教感情，表示抗戰的決心。
總之，既出世，又人世，強調不違現實生活而行現實佛事，主張佛法既超脫世間又隨順世間，把“利他”、“濟世”作爲佛法之根本，把“救國救民”視爲自己的責任，這是“人生佛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特色。當然，這種佛教，不僅對于整個社會，即便就某一個人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對于“人生佛教”，實踐問題有時甚至比理論問題更重要，建設“人生佛教”，顯得比提出“人生佛教”意義更重大。這樣，如何建設“人生佛教”——作爲“人生佛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合乎邏輯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叁)怎樣建設“人生佛教”
建設“人生佛教”相對于“人生佛教”的思想學說，是個實踐問題，但是，“怎樣建設”自身又可進一步分爲思想學說的建設和組織製度的建設兩個方面。關于組織製度的建設，太虛大師在《整理僧伽製度論》等著作中有較集中的論述，這裏擬著重從思想學說的建設方面，探討太虛大師的有關主張。
從大師的有關著述看，思想方面的建設，還可分而爲二：一是個人的，二是團體的或社會的。個人還可有“職業”、“志業”之分。佛教之職司者，則是僧尼。“人生佛教”之僧尼，應“先經出世之修證，乃進爲應世之教化”；(太虛：《告徒衆書》)至于“人生佛教”中之社會大衆，則均得接受德、智、體、美四方面之教育。“德”即“志業”中之最高者——宗教(若佛教)；“智”即“志業”中之次高者——理學(若玄學、哲學、道學、理學、科學等)；“美”即“志業”中之其次者——藝術(若文學、音樂、書畫、雕塑等)；“體”即“志業”中之又其次者——遊戲(若舞詠、遊覽、抛擊、騎射等)。就個人說，雖然每個人的職業各不相同，但“職業”與“志業”可相攝相人，若政治家能同時爲宗教之信徒或道學先生，那麼，這就是中國儒家所說的“內聖外王”。就整個社會來說，由于各種職業是相互聯系、互相依賴的，“故能成爲世界化之各業”，加之，各種“職業”、“志業”之間可以相互融攝，這樣便能“成爲一一職志的國際組織”，“果能各各成爲一一職志的國際組織，不愁不能由其自然協調之關系，以成一總組合之全人類世界的和樂園。”(太虛：《由職志的種種國際組織造成人世和樂園》)
在個人與社會、物質與精神的相互關系中，“人生佛教”常常更注重後者。例如，就個人與社會之關系言，“人生佛教”雖注重個人人格之完善，但更強調集團之止惡行善和社會之利益安樂，這是因爲當時之社會，非個人之惡止善行能達到救世拯民之目的，必須由集團之惡止善行乃能達成。又如對于“職業”與“志業”的相互關系，太虛大師喻之爲“頭腦與肢體”，頭腦當然比肢體重要，故他說：“二業之中應志業爲先也”。也就是說，在建設“人生佛教”問題上，大師最爲注重者有二：一是“志業”的或曰精神的建設；二是集團的或曰社會的精神的建設。基于這個思想，大師指出：所謂建設人生佛教、人間佛教，“非棄置此惡劣世間，而另創造一個美善世間。當知世間美惡之分，皆由心之染淨而別。”(太虛：《由職志的種種國際組織造成人世和樂園》)
叁、“人生佛教”思想溯源
在考察論述“人生佛教”思想特點過程中，人們可以發現，“人生佛教”在思想內容方面與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學說有許多相近、相通之處。
儒家學說，雖源遠流長，包羅廣博，然究其旨歸，可以一言以蔽之——“人”學。儒家創始人孔子在思想史上的最大曆史功績，是“人”的發現；孔門“亞聖”孟子在曆史上最大的學術貢獻，是第一次對人的本性進行系統的探索；宋明理學家們雖千言萬語，主旨都是在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修心養性，成賢作聖。“人”的問題，始終是儒學最中心的問題，既是出發點，又是落足點，因此，儒家學說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結爲人本主義的倫理哲學。
佛教自傳人中國後，就一直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其中，受儒家思想影響尤甚。例如，受儒家人本主義思潮的影響，整個中國佛教表現出一種由“佛本”而“人本”的發展傾向(這一問題筆者已另有專題研究，于此不贅)。這種傾向由禅宗而近代的“人生佛教”，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人生佛教”的倡導者太虛大師，對于《四書》、《五經》、老、莊、荀、墨甚乃康、梁、嚴、章之書無所不讀，深悟中國傳統文化之底蘊，對儒家的倫理學說尤其精通並深表贊賞，認爲中國二千年來文化主流在儒，“屢言中國文化之特點，在于本人情爲調劑之人倫道德。”(太虛：《附書與仇張二君談話後》)且一再指出，儒家這種倫理學說與佛教的思想毫無“間隙抵排之端”，而是可以遙相契合，甚至“水乳交融”，因此，主張“孔學與佛學，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毀”。(太虛：《整理僧伽製度論》) ．
在太虛的許多著作中，他反複強調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孔子是人乘之至聖，儒學可以作爲“人生佛學”之基礎，並且認爲，儒學是中國二千年文化之主潮所在，故在中國“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時，這種以儒家倫理學說爲基礎的“人生佛教”“亦最適宜爲各國倡”，諄諄告誡西行學人，應該把中國文化之人倫道德“披四海”、“垂下世”，可見大師對于儒家人倫道德之學的贊賞和推崇。
太虛倡導的“人生佛教”，還十分重視把“國民性的道德精神”貫徹于實業、教育、軍警、政法之間，並把它作爲“綱格”、“維製”，認爲這是中國人實行自救的唯一辦法。而所謂“國民性的道德精神”又是什麼呢
太虛認爲就是“佛道儒叁元素之融合精神”，而此“佛道儒叁元素之融合精神”，大師指出則是冶叁教于一爐的“宋明化之國民性德”——即“理學”。“理學”又稱“新儒學”，盡管“新”，畢竟仍是儒家之學，當然，准確點說，是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儒家學說，可見，儒家思想，特別是作爲儒家思想核心的人本主義倫理哲學，實是“人生佛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
“人生佛教”的另一個思想特點——人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儒家思想長期影響的結果。
儒家自孔子開始就主張“重人事、遠鬼神”、重現實、輕玄想；至《孟子》、《大學》、《中庸》乃至宋明理學，更大講“修、齊、治、平”。主張以“內聖外王”爲最高境界，以“治國、平天下”爲最終目標。宋明之後的許多儒者，更大力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心性”。這種“人世濟民”、“經世致用”思想，對整個中國佛教産生極其深刻的影響，以致曆史上凡是中國化色彩較濃的佛教宗派，都反對傳統佛教的超塵離俗、隱遁潛修的作風，而主張世法即佛法，人世即出世。太虛倡導的“人生佛教”，也具有這一特點。太虛本人就一再指出“遁迹山崖”、“離世隱修”是導致佛法不揚、爲世诟病之一大原因，認爲在現實社會中爲國家、爲人民謀幸福，比潛形山谷、隱修寺廟更好。這種思想與儒家“人世”、“用世”精神是遙相契合的，或者說是受儒家人世精神長期影響的結果。
當然，指出“人生佛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帶有濃厚的儒家“人本”和“人世”色彩，絲毫不排除“人生佛教”是“原本于釋迦佛遺教”。實際上，佛教本身是一個發展過程，大乘佛教已在講“慈悲普度”、“利生濟世”，中國曆史上的禅宗更注重人生，強調人世，提倡“即世間求解脫”。因此，從佛教自身的思想淵源說，“人生佛教”實遠承大乘佛法，近接中國禅宗，是大乘佛法與中國近代社會相結合的産物，是印度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産物。
《太虛大師與人生佛教》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