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徒访问团至缅甸、印度、泰国等，联络同教感情，表示抗战的决心。
总之，既出世，又人世，强调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主张佛法既超脱世间又随顺世间，把“利他”、“济世”作为佛法之根本，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当然，这种佛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即便就某一个人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对于“人生佛教”，实践问题有时甚至比理论问题更重要，建设“人生佛教”，显得比提出“人生佛教”意义更重大。这样，如何建设“人生佛教”——作为“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合乎逻辑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怎样建设“人生佛教”
建设“人生佛教”相对于“人生佛教”的思想学说，是个实践问题，但是，“怎样建设”自身又可进一步分为思想学说的建设和组织制度的建设两个方面。关于组织制度的建设，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等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这里拟着重从思想学说的建设方面，探讨太虚大师的有关主张。
从大师的有关著述看，思想方面的建设，还可分而为二：一是个人的，二是团体的或社会的。个人还可有“职业”、“志业”之分。佛教之职司者，则是僧尼。“人生佛教”之僧尼，应“先经出世之修证，乃进为应世之教化”；(太虚：《告徒众书》)至于“人生佛教”中之社会大众，则均得接受德、智、体、美四方面之教育。“德”即“志业”中之最高者——宗教(若佛教)；“智”即“志业”中之次高者——理学(若玄学、哲学、道学、理学、科学等)；“美”即“志业”中之其次者——艺术(若文学、音乐、书画、雕塑等)；“体”即“志业”中之又其次者——游戏(若舞咏、游览、抛击、骑射等)。就个人说，虽然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职业”与“志业”可相摄相人，若政治家能同时为宗教之信徒或道学先生，那么，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就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各种职业是相互联系、互相依赖的，“故能成为世界化之各业”，加之，各种“职业”、“志业”之间可以相互融摄，这样便能“成为一一职志的国际组织”，“果能各各成为一一职志的国际组织，不愁不能由其自然协调之关系，以成一总组合之全人类世界的和乐园。”(太虚：《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园》)
在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中，“人生佛教”常常更注重后者。例如，就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言，“人生佛教”虽注重个人人格之完善，但更强调集团之止恶行善和社会之利益安乐，这是因为当时之社会，非个人之恶止善行能达到救世拯民之目的，必须由集团之恶止善行乃能达成。又如对于“职业”与“志业”的相互关系，太虚大师喻之为“头脑与肢体”，头脑当然比肢体重要，故他说：“二业之中应志业为先也”。也就是说，在建设“人生佛教”问题上，大师最为注重者有二：一是“志业”的或曰精神的建设；二是集团的或曰社会的精神的建设。基于这个思想，大师指出：所谓建设人生佛教、人间佛教，“非弃置此恶劣世间，而另创造一个美善世间。当知世间美恶之分，皆由心之染净而别。”(太虚：《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园》)
三、“人生佛教”思想溯源
在考察论述“人生佛教”思想特点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人生佛教”在思想内容方面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有许多相近、相通之处。
儒家学说，虽源远流长，包罗广博，然究其旨归，可以一言以蔽之——“人”学。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历史功绩，是“人”的发现；孔门“亚圣”孟子在历史上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第一次对人的本性进行系统的探索；宋明理学家们虽千言万语，主旨都是在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修心养性，成贤作圣。“人”的问题，始终是儒学最中心的问题，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足点，因此，儒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本主义的伦理哲学。
佛教自传人中国后，就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尤甚。例如，受儒家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整个中国佛教表现出一种由“佛本”而“人本”的发展倾向(这一问题笔者已另有专题研究，于此不赘)。这种倾向由禅宗而近代的“人生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对于《四书》、《五经》、老、庄、荀、墨甚乃康、梁、严、章之书无所不读，深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底蕴，对儒家的伦理学说尤其精通并深表赞赏，认为中国二千年来文化主流在儒，“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在于本人情为调剂之人伦道德。”(太虚：《附书与仇张二君谈话后》)且一再指出，儒家这种伦理学说与佛教的思想毫无“间隙抵排之端”，而是可以遥相契合，甚至“水乳交融”，因此，主张“孔学与佛学，宜相嘉尚，不宜相排毁”。(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
在太虚的许多著作中，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孔子是人乘之至圣，儒学可以作为“人生佛学”之基础，并且认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年文化之主潮所在，故在中国“不得不行此人生佛教”，同时，这种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人生佛教”“亦最适宜为各国倡”，谆谆告诫西行学人，应该把中国文化之人伦道德“披四海”、“垂下世”，可见大师对于儒家人伦道德之学的赞赏和推崇。
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还十分重视把“国民性的道德精神”贯彻于实业、教育、军警、政法之间，并把它作为“纲格”、“维制”，认为这是中国人实行自救的唯一办法。而所谓“国民性的道德精神”又是什么呢
太虚认为就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而此“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大师指出则是冶三教于一炉的“宋明化之国民性德”——即“理学”。“理学”又称“新儒学”，尽管“新”，毕竟仍是儒家之学，当然，准确点说，是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的儒家学说，可见，儒家思想，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人本主义伦理哲学，实是“人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人生佛教”的另一个思想特点——人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儒家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
儒家自孔子开始就主张“重人事、远鬼神”、重现实、轻玄想；至《孟子》、《大学》、《中庸》乃至宋明理学，更大讲“修、齐、治、平”。主张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以“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标。宋明之后的许多儒者，更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这种“人世济民”、“经世致用”思想，对整个中国佛教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致历史上凡是中国化色彩较浓的佛教宗派，都反对传统佛教的超尘离俗、隐遁潜修的作风，而主张世法即佛法，人世即出世。太虚倡导的“人生佛教”，也具有这一特点。太虚本人就一再指出“遁迹山崖”、“离世隐修”是导致佛法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为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比潜形山谷、隐修寺庙更好。这种思想与儒家“人世”、“用世”精神是遥相契合的，或者说是受儒家人世精神长期影响的结果。
当然，指出“人生佛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儒家“人本”和“人世”色彩，丝毫不排除“人生佛教”是“原本于释迦佛遗教”。实际上，佛教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乘佛教已在讲“慈悲普度”、“利生济世”，中国历史上的禅宗更注重人生，强调人世，提倡“即世间求解脱”。因此，从佛教自身的思想渊源说，“人生佛教”实远承大乘佛法，近接中国禅宗，是大乘佛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太虚大师与人生佛教》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