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遠與〈法華傳記〉的著作時代
釋志遠，《宋高僧傳》有傳，爲天臺宗五臺山系的一個並不特別出名的高僧，然其故事又見于《廣清涼傳》和《法華傳記》，其間詳略細處有異，故有予以考查的必要。
唐人僧詳所著《法華傳記》卷叁講解感應第七之二江南釋志遠十可謂最早的記載：釋志遠，俗姓宋氏，江南人也。早喪其父，孤養于母，承順顔色，朝夕無違。天性聰利，穎悟法華。生年十八，啓母出家。從師受業，事師之禮，服勞無替。業講法華經，演天臺圓頓，發願雲：我所解不違佛意，將天地感動！應時雨華，動地如雷如震。勤行精進二十有年，教教不廢講肆。臨終之時，謂弟子曰：二十五聖衆來迎，往生淨土。
然而，這一記載至後世則産生了較大的變化，據《宋高僧傳·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釋志遠，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顔之禮，匪遑晨夕。…遠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雖博贍兩宗，情猶系滯。聞天臺一枝，…清涼盛演，因命同輩追遊五峰，…僅四十年，闡揚獨步。洎會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即扶風馬氏之裔也。及武宗澄汰之際，禀師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俨若。
可以看出，贊甯的記載更加詳細，這並不是說其中包含著有意編造的成分，因爲《法華傳記》記事一向簡明，贊甯作僧傳，當然務求詳備，但在幾個關鍵的細節，二者還是有明顯的出入的。一稱志遠爲江南人，一說爲汝南人，一字之異，千裏之隔。一稱年十八出家，一說年二十八辭親，差了十年。一言精進二十有年，一道僅四十年，天下獨步，相差二十年。一未明述其生卒，一則認定其卒于會昌四年(844)，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
江南與汝南，未知孰是，二字形近而易混，從僧傳所謂先歸依荷澤宗風，後至五臺來看，倒是地處河南的汝南更得其宜，是否因此而誤將江南改作汝南，亦未可知。
究竟是年十八，還是二十八出家，本無關大局，然僧傳的記載包含著自相矛盾之處，不得不指出。據僧傳，志遠二十八，辭親從師，經營僧事，聯綿六秋，自爾辭師尋禮，複經八年，後聞天臺一枝，盛于五臺，乃與同輩遊迹五峰，棲遁林泉，解天臺圓頓之法，僅四十年，便獨步一時。志遠卒于會昌四年(844)，壽七十七，則應生于大曆叁年(768)，若謂其二十八歲出家，六年後辭師，複經八年往五臺，又四十年，名聞天下，則其壽數至少要在七十九歲以上，與所謂壽七十七不符。
按照僧傳，志遠在五臺弘揚天臺頓教四十年，天下注目，爲一時之選，根據其壽數，這是完全可能的，而《法華傳記》記載的志遠則可能只是一個享壽不永的僧人，大概只活了四五十歲，孰是孰非，難以定論。
可以發現，二書所記非惟詳略有異，在行迹史事方面還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這究竟是傳說不同，還是人物有別，即實爲兩個志遠呢？
僧傳所記的汝南志遠先歸依荷澤一宗，後又遊學四方，精南北二宗之旨，總之，他本爲禅宗門徒，後來才至五臺從學天臺宗旨，而《法華傳記》對此則無一提及，雖然此書記事惟簡，但是對于傳主傳法及生活的主要地方還是都有說明，且多貫之以首，其言“江南釋志遠”，表明志遠非但是江南人，而且可能其一生活動的主要地點也在江南，這就與汝南志遠有相當大的差異了。
但若由此認定存在江南志遠與汝南志遠兩個完全獨立的人物，還嫌證據不足。作于宋嘉祐庚子(1060)的《廣清涼傳》卷下亦有志遠之傳：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于母，承順顔色，晨夕無違。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植善本，每念辭榮。年二十八，乃啓母出家。事師之禮，服勞無替。躬執僧後(役)，未嘗違衆。厥後辭師參學，負笈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旨。然于天臺頓教，無所宗尚，可謂定慧雙明，惠修兼備。後聞臺山靈異，乃結侶同遊，就華嚴寺右小院挂錫，演天臺圓頓，僅四十年，衆因目其院爲天臺焉。至會昌五年，忽絕粒數日，而講理至務，未嘗暫息。至二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平生修進，靡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眠，覺而無痛惱。吾所著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門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其天臺宗疏，務在宣闡，並使流通，勿令止絕！言訖，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
這段記載顯然主要是依照前述二書而成的，但也加入一些更爲可靠的新材料，如雲志遠挂錫于五臺山華嚴寺右小院，說圓頓法四十年，衆號其院爲天臺院，較之僧傳所述更爲詳實，又稱志遠卒于會昌五年(845)，與僧傳所載不同。
從這段記載來看，似乎兩個志遠實爲一人，至少《廣清涼傳》的作者是這麼認爲的。其雲志遠“早喪所天，孤養于母，承順顔色，晨夕靡倦”，這與《法華傳記》“早喪其父，孤養于母，承順顔色，朝夕無違”何其相似，而僧傳所謂“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顔之禮，匪遑晨夕”又何嘗不是自《法華傳記》化來！其雲志遠“事師之禮，服勞無替”亦與《法華傳記》全同。因此，《宋高僧傳》和《廣清涼傳》都曾參考了《法華傳記》，似乎可以由此斷定其傳主實爲一人，因爲二者不僅法名俗姓皆同，且有同樣的父親早喪的身世，又同爲天臺宗人，這種巧合還是比較少見的。
至于前後記載的差異，也可解釋爲采集取舍不同，傳說詳略有別。僧傳的記載最爲詳備，可見贊甯作傳時進行了調查，其說基本上是可靠的，但也並非盡善盡美。關于志遠的生卒，僧傳稱其卒于會昌四年(844)，諸書多從其說，《廣清涼傳》則道其卒于會昌五年(845)，不知是另有所本，還是傳寫有誤。另外，志遠臨終所囑門徒傳揚之天臺宗疏，可能指的是智者所著，法華疏十卷指的是《法華文句》十卷，玄文(《廣清涼傳》作玄門)十卷指的是《法華玄義》十卷，止觀十卷指的是《摩诃止觀》十卷，並非是指志遠自著，《廣清涼傳》顯然誤解了僧傳之義，將之誤作志遠之作。
既然志遠卒于會昌四年(844)，則其應生于大曆叁年(768)，如此則可以解決另外一個問題，即《法華傳記》的著作時代。
如果說志遠卒于會昌四年(844)，則《法華傳記》顯然應成書于此年之後，這與湯用彤先生的此書爲唐慧詳之作的看法是不合的(1)。
湯先生誤將《法華傳記》的作者僧詳當作《弘贊法華傳》及《古清涼傳》的作者唐藍谷沙門慧詳，固然不妥，然將僧詳視爲武宗時代之人，還是有不少疑問。
《法華傳記》的創作顯然在《弘贊法華傳》之後，慧詳生卒年代不詳，但他是與恒景同時代的人，主要活動于高宗、武後、中宗朝，最遲也不會晚于玄宗時期，顯然比僧詳要早至少一代。而僧詳留下的資料更少，就連他的生活時代也難以確考，只能通過他著作中的人物時期來確定。
與《弘贊法華傳》相比，《法華傳記》明顯提到了幾位比較晚出的人物，其中可以確定年代的有天臺宗玉泉派的恒景和天臺宗第八祖左溪玄朗(673—754)。左溪之傳對于確定此書的寫作時代很有幫助，參照左溪弟子神迥所著的《天臺法華疏序》(2)，可知此傳是根據神迥之作改編而成，其述左溪爲北地郡人，與李華《故左溪大師碑》相應，而不爲僧傳所道，可見取材于當時，又言左溪居清泰寺，爲“法門之眉壽，涼池之目足”，此話取自神迥之原文，其述左溪感前代疏文之失序，夢受智者囑令，再加整理，這一故事也是出自神迥所述，而神迥序文作于天寶七載(748)戊子歲，此傳又稱新錄，可知其作于天寶後期。
《法華傳記》卷叁講解感應第七之二，以玄朗爲第五，以志遠爲第十最後，則志遠有可能晚于玄朗，然而若以志遠爲武宗時人，中間的跨度則顯然太大了，因爲如此則此書的寫作直有將近百年之時(從天寶到會昌)，即便作者享有驚人的高壽，也無法避免引起人們的疑問。
衆所周知，天臺宗以法華經爲宗旨，是故曆代祖師都與此經有不解之緣，各種法華感應傳記也都以天臺宗人爲主，其作者也大多和天臺宗有密切的關系，正如華嚴感應之作多屬華嚴宗人所爲一樣。如《弘贊法華傳》的作者慧詳雖然未有明確的宗屬，但他顯然與屬于天臺宗終南山派的藍谷慧超一系有關。《法華傳記》的作者僧詳亦然，雖然他未明宗族性氏，不知派屬時代，但他對于天臺宗先代的主要人物都作了記載，對于天臺圓頓教法也頗爲推崇，可見他本人亦和天臺宗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如此就會産生一個問題，既然僧詳頗爲關注天臺宗人，其最後一個傳主志遠爲武宗時代之人，那麼爲什麼對于從玄朗到志遠期間的其他天臺大師不置一詞，就連左溪的弟子也無一道及呢？
從此書的內容來看，其述玄朗以前的人物較多，對于傳主的活動年代也記述較詳，對于玄朗以後的人物則言者幾希，且無明確的年代，以致很難確定此書成書的准確時間，其對窺基、玄朗以後人物多注以“新錄”，由此則可斷定大概從開元時期開始，僧詳便已創作此書了。
僧詳是一個博學多識、治學嚴謹的人，其作諸傳，凡是能夠注明出處的一概注明，依據自己的見聞所作者則注明“新錄”，許多著作本已失傳，賴此書存其名目，因此，此書的記載一般來說是可靠的，後世釋圓智于日本慶長五年(1600)庚子歲作題記，謂其言有本據，“愈考愈質”(3)，可不信然！因此，謂志遠爲武宗時人，一是時間上跨度過大，二是從此書中找不到明確的證據。
對于僧詳的生卒無從確考，但從其著作中亦可略見端倪。據《法華傳記》卷六“唐洛州虞林通十五”，貞觀叁年(629)，虞林通發心，欲誦法華，終因俗務所累，未能如願，遂因患致死，然以先有勝願，其魂魄得救，二日後複蘇，說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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