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全貌。“格義”等方法的運用，倒是給了人們自由發揮的余地。當時老莊玄學很盛行，據史籍記載，這個時期的般若學者，大都兼通內外之學，能夠博綜六經，尤其精通老莊玄學。這樣，在“格義”時就免不了以老莊玄學來比附佛學，從而使般若學打上了玄學的烙印。玄學和般若學互相吸收，互相影響，形成了玄佛合流的一代學風。

　　般若學發展到兩晉時期出現六家七宗等衆多學派，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玄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般若學自身發展的內在原因，它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般若思想的探索和各家之間爭鳴的學術空氣。在玄學有無之爭的影響下，當時對般若空義的討論相當活躍，各家各派之間經常互相辯難，在玄學化的同時也努力探討和研究佛教本身的思想理論，試圖擺脫對玄學的依附，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特別是道安，他明確地對以玄解佛表示不滿，終生致力于佛教經典的研究，爲佛教獨立于玄學做了大量的工作。般若學各家之間的相互討論、辯難，實際上是一個不斷探索、逐步消化佛教義理的過程。它一方面受玄學影響，對佛教作出了改造和發展。另一方面也分別從心無、物無等不同的角度發明了般若空義，爲後人全面地理解般若學的“空”創造了條件。僧肇正是在六家七宗等學派的基礎上，借助于經論的新譯本，對各家學說加以批判總結，從而比較准確地闡發了般若性空之義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六家七宗，也就不會有僧肇哲學的出現。如果把六家七宗的般若學等同于玄學或者僅僅看作是玄學對佛學的解釋，忽視般若學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那就很難解釋般若學發展到僧肇時能一下子擺脫玄學，建立起相對獨立的較爲完整的佛教哲學體系。僅僅靠譯經的清楚明白，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

　　從羅什、僧肇到吉藏，可以看作是般若學在中土流傳的第叁個階段。大乘空宗的思想從此以新的面貌在中國得到了傳播。新的面貌不僅體現在羅什、僧肇通過翻譯和著述，對龍樹中觀學作了比較完整的、准確的介紹，而且體現于僧肇這位佛學大師在融合中外思想方面作出的特殊努力。僧肇不僅“學善方等，兼通叁藏”，而且“曆觀經史，備盡墳籍。”(《高僧傳·僧肇傳》)他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中外思想加以融會貫通，在不違背佛教基本教義的前提下，注意從傳統的思想中吸取養料；借助于傳統的思想資料，特別是在解決玄學所討論的哲學問題中，運用中國化的語言和方式來闡述並發揮佛教哲學思想，圍繞著般若空觀，創立了第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國化的佛教哲學體系。

　　由于六家七宗時代的般若學並沒有真正全面把握般若空義，達到佛教般若學的思辨高度，因此，它沒有能夠完全包容和吸收玄學，玄學本身也沒有能夠借助佛教般若學而有重大的突破。僧肇則比較准確地掌握了龍樹的中觀學。他在批判玄學化的般若學各家學說時，也間接地批判了玄學的貴無、崇有各派，運用佛教般若學的理論思辨，解決了玄學長期爭論而一直沒有圓滿解決的問題。就某種意義上說，他是用佛教發展了玄學而又代替了玄學。從哲學思想的發展來看，僧肇可以說是在佛教的基礎上對玄佛合流作出了批判總結，他的哲學既把魏晉佛學與玄學的合流推向了頂峰，也標志著玄佛合流的終結，並在客觀上結束了玄學的發展。在此以後，玄學雖然仍有余波，但已沒有多大的發展，中國化的佛教哲學則開始了自成體系的相對獨立的發展。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也就從魏晉玄學和玄佛合流的局面逐漸地向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哲學思想大發展的局面過渡。

　　至于如何理解六家七宗時代的玄佛合流呢

　　我認爲，首先應該把玄佛合流看作是兩種思想的互相影響。當時的般若學受到了玄學的影響，玄學中論點的分歧反映到了般若學的研究中來，這是曆史事實。但是，影響絕非單方面的，玄學同時也受到了般若學的影響，這也是事實。東晉張湛等人的玄學思想中，佛教的影響就十分明顯。其次，玄佛的合流，並不影響它們各自保持自己基本的思想特色，不能把受玄學影響的般若學等同于玄學。對于般若學所受玄學的影響，應該作具體的分析。按照我們的看法，這種影響從形式上看，主要表現在使用的概念範疇和所討論的問題上，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思想方法上看，六家七宗都比較注重義理的探討，反對執著文句，這與玄學的“得意忘言”也是一致的；從思想內容上看，貴無、崇有和獨化的思想，幾乎對般若學各家都發生了影響，其中共同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玄學各派談無說有，都把有和無分別對待，這對般若學各家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本來，般若學講的一切皆空之空，應該是有和無的統一，它包括性空和假有兩個方面。萬有無自性，不真實，即是空，並不是離開“有”而有“無”。但是，六家七宗談性空有一個共同傾向，即都把空理解爲絕對的無，理解爲對“有”存在的否定。它們往往割裂有和無的關系來談空，不懂得空是對萬有自性的否定，而不是對萬有存在的否定，應該聯系假有來理解性空。正是因爲對空的理解不同，才産生了不同的學派。不過，它們的分歧，一般說來是佛教哲學內部的分歧，是建立在對客觀物質世界否定的基礎之上的，只是否定的程度不同而已。

　　總之，魏晉玄學和佛學這兩種思想，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異中有同，反映了兩者的相互影響；同中有異，反映了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且爲日後的佛教獨立于玄學提供了理論前提。如果看不到兩者的相互影響，就不能很好地了解魏晉時期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如果看不到兩者的差異，也將無法了解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更無法把握佛教傳人中國後流傳和發展的規律。

　　(原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也談兩晉時代的玄佛合流問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