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全貌。“格义”等方法的运用，倒是给了人们自由发挥的余地。当时老庄玄学很盛行，据史籍记载，这个时期的般若学者，大都兼通内外之学，能够博综六经，尤其精通老庄玄学。这样，在“格义”时就免不了以老庄玄学来比附佛学，从而使般若学打上了玄学的烙印。玄学和般若学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形成了玄佛合流的一代学风。

　　般若学发展到两晋时期出现六家七宗等众多学派，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般若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般若思想的探索和各家之间争鸣的学术空气。在玄学有无之争的影响下，当时对般若空义的讨论相当活跃，各家各派之间经常互相辩难，在玄学化的同时也努力探讨和研究佛教本身的思想理论，试图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特别是道安，他明确地对以玄解佛表示不满，终生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研究，为佛教独立于玄学做了大量的工作。般若学各家之间的相互讨论、辩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消化佛教义理的过程。它一方面受玄学影响，对佛教作出了改造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分别从心无、物无等不同的角度发明了般若空义，为后人全面地理解般若学的“空”创造了条件。僧肇正是在六家七宗等学派的基础上，借助于经论的新译本，对各家学说加以批判总结，从而比较准确地阐发了般若性空之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家七宗，也就不会有僧肇哲学的出现。如果把六家七宗的般若学等同于玄学或者仅仅看作是玄学对佛学的解释，忽视般若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那就很难解释般若学发展到僧肇时能一下子摆脱玄学，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较为完整的佛教哲学体系。仅仅靠译经的清楚明白，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从罗什、僧肇到吉藏，可以看作是般若学在中土流传的第三个阶段。大乘空宗的思想从此以新的面貌在中国得到了传播。新的面貌不仅体现在罗什、僧肇通过翻译和著述，对龙树中观学作了比较完整的、准确的介绍，而且体现于僧肇这位佛学大师在融合中外思想方面作出的特殊努力。僧肇不仅“学善方等，兼通三藏”，而且“历观经史，备尽坟籍。”(《高僧传·僧肇传》)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中外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在不违背佛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下，注意从传统的思想中吸取养料；借助于传统的思想资料，特别是在解决玄学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中，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来阐述并发挥佛教哲学思想，围绕着般若空观，创立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体系。

　　由于六家七宗时代的般若学并没有真正全面把握般若空义，达到佛教般若学的思辨高度，因此，它没有能够完全包容和吸收玄学，玄学本身也没有能够借助佛教般若学而有重大的突破。僧肇则比较准确地掌握了龙树的中观学。他在批判玄学化的般若学各家学说时，也间接地批判了玄学的贵无、崇有各派，运用佛教般若学的理论思辨，解决了玄学长期争论而一直没有圆满解决的问题。就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用佛教发展了玄学而又代替了玄学。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僧肇可以说是在佛教的基础上对玄佛合流作出了批判总结，他的哲学既把魏晋佛学与玄学的合流推向了顶峰，也标志着玄佛合流的终结，并在客观上结束了玄学的发展。在此以后，玄学虽然仍有余波，但已没有多大的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则开始了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就从魏晋玄学和玄佛合流的局面逐渐地向南北朝及隋唐佛教哲学思想大发展的局面过渡。

　　至于如何理解六家七宗时代的玄佛合流呢

　　我认为，首先应该把玄佛合流看作是两种思想的互相影响。当时的般若学受到了玄学的影响，玄学中论点的分歧反映到了般若学的研究中来，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影响绝非单方面的，玄学同时也受到了般若学的影响，这也是事实。东晋张湛等人的玄学思想中，佛教的影响就十分明显。其次，玄佛的合流，并不影响它们各自保持自己基本的思想特色，不能把受玄学影响的般若学等同于玄学。对于般若学所受玄学的影响，应该作具体的分析。按照我们的看法，这种影响从形式上看，主要表现在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所讨论的问题上，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思想方法上看，六家七宗都比较注重义理的探讨，反对执著文句，这与玄学的“得意忘言”也是一致的；从思想内容上看，贵无、崇有和独化的思想，几乎对般若学各家都发生了影响，其中共同的，也是最根本的是玄学各派谈无说有，都把有和无分别对待，这对般若学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来，般若学讲的一切皆空之空，应该是有和无的统一，它包括性空和假有两个方面。万有无自性，不真实，即是空，并不是离开“有”而有“无”。但是，六家七宗谈性空有一个共同倾向，即都把空理解为绝对的无，理解为对“有”存在的否定。它们往往割裂有和无的关系来谈空，不懂得空是对万有自性的否定，而不是对万有存在的否定，应该联系假有来理解性空。正是因为对空的理解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不过，它们的分歧，一般说来是佛教哲学内部的分歧，是建立在对客观物质世界否定的基础之上的，只是否定的程度不同而已。

　　总之，魏晋玄学和佛学这两种思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中有同，反映了两者的相互影响；同中有异，反映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且为日后的佛教独立于玄学提供了理论前提。如果看不到两者的相互影响，就不能很好地了解魏晋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差异，也将无法了解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更无法把握佛教传人中国后流传和发展的规律。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也谈两晋时代的玄佛合流问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