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國文化大學)。18張其昀先生以其特殊、深厚且豐富的學識經曆、政教背景19，竟可以在當時政治敏感時期，尤其禁止宗教進入高等學府的政策下，有能力在此學院內成立了佛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天理教、摩門教、印度、宗教與道德等研究所，並網羅各方人才，極力推動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專題演講、座談會。20在1965年成立的佛學研究所，純屬研究單位，曆任所長有：張澄基、張曼濤、周邦道、聖嚴法師等，張其昀先生希望藉此讓佛學研究能在現代科學方法與高深學術基礎上，對佛教心性之學有深入的研究、實踐與發揚，以實現其中興佛教的願望。21
當聖嚴法師于1969年申請到日本立正大學研究所的消息傳開後，即獲得張其昀先生的青睐，向法師索取其個人資料，將此一難得的殊榮二次刊登在當時國際知名的《美哉中華》畫報上。在1975年，聖嚴法師獲得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受邀參加「國家建設會議」，張氏即在會場主動對聖嚴法師表現得非常重視，並在1976年邀請法師到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任教，可算是最早邀請聖嚴法師任教職的高等學府。22這些際遇，特別是出家衆在正式的高等學府爲研究生上課、擔任論文指導教授，這在當時的臺灣佛教界，甚至在臺灣教育學界中，是非常少見而難得的。23
由于聖嚴法師的留日博士背景，加上張其昀先生對學術研究的重視，當周邦道先生以年邁之由請辭佛學研究所所長一職時，張氏即委請其學生李志夫先生(當時正協助其籌組印度研究所)，以及佛研所秘書長潘維和極力邀請聖嚴法師接任所長一職。雖然法師幾次以各理由婉拒之，最終在幾個條件具足下24，于1978年接下了已有十叁年經營經驗與資源的佛學研究所，也成爲聖嚴法師辦教育的起點：
「…我後來還是做了那個佛學研究所的所長，做了文化大學的教授，在日本獲得的博士學位終于有用了，這是我在國內辦教育的起點。…」25
當時代的二位缁素大德，藉由佛學研究所因緣際會，牽引出未來超過二十年的佛教高等教育裏程，這不唯是臺灣佛教教育發展至此的衆緣和合，更是二人對振興佛教、推動佛教教育的共同使命而成就的佛教事業。
(二)挑戰：聖嚴法師創辦與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師在初接任所長時，佛學研究所的狀況是：研究所基金四十萬臺幣、爲單純的研究單位、每年僅例行舉辦一些主題演講或座談會，在張曼濤任所長期間辦了叁期的《華崗佛學學報》，有十幾位長期的不定額護持成員，沒有正式的研究員(學報是向國內外各學者邀稿方式)，當然也沒有研究生、正式的研究所課程或師資。法師在承前人所累積的以上資源之後，決定做五件事：
「我接任以後決定做五件事：一爲繼續出版《華崗佛學學報》；二爲招收研究生；叁爲增添圖書；四爲擴大國際視野；五爲成立『護法理事會』使經費能自給自足。其實，當時要做這些工作，對我來說是十分吃力的：一者我沒有辦教育的經驗；二者出國很久，國內法緣不足。」26
因此，爲了實現培育佛學研究人才，聖嚴法師面臨的第一大挑戰是：穩定的經費來源。故，法師在首二年維持研究所的現狀，但積極的成立「謢法理事會」，加強募款機製、增加勸募與護持人員27，以期增加經費，努力朝向「招收研究生」的目標。其後，終于在1981年幾經艱辛下，正式招收研究生。
佛學研究所在艱困的狀況下招收叁屆的研究生後，文化學院因張其昀生病後的人事更疊、製度上的限製、其它宗教團體的抗議等因素下，曾一度停止招生，這是聖嚴法師接任以來的第二大挑戰：必須決定是否停止招生，抑或脫離文化學院，另擇校址繼續招生。在一次探視病中的張其昀先生時，張氏鼓勵聖嚴法師說：「法師自己辦一所佛學院一定會比別人辦得好，有些事不是等因緣具足才辦，先辦了自然會有因緣」。28這句話對聖嚴法師産生很大的影響，直接鼓勵了法師另擇校址繼續招生，因此有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創立。
聖嚴法師在重建北投的文化館爲五層大樓後，即于1985年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並于1987年立案爲正式的財團法人教育單位，以穩定其未來的辦學機製。隨即面臨的第叁大挑戰是：研究所的長遠經營與辦學質量的提升。自1978年至1991年的所長任期中，聖嚴法師首先透過不斷向護持者傳達其辦學理念，努力讓所有謢持者支持「培育佛教高等人才，佛教才會有明天」的理念，厘清教育是慈善與文化工作之根本等觀念，以期讓辦學的經費可以穩定的成長。其次在研究所內部行政組織製度的建立方面，重新建構行政體系，以高薪聘請師資、研究員，提供研究生生活津貼；更清楚地劃分理事會各層次成員的職權、工作程序，以使組織功能單純而明確，避免行政與教學的互相幹擾等問題産生。
第叁則是盡可能地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維持學習環境的甯靜、單純、開放，學生在學期間專心修學，與寺院道場的經營工作明顯區隔，以改善佛學院所過去以來，學生兼顧支持道場法會、活動的狀況。同時也重視培養以「道心」爲重的學風，利用學生的所長，不斷讓學生建立「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學問第叁」的向學精神，以平衡學術研究上易産生的孤立行爲。
其余包括：在課程、學製與招生的條件上，聖嚴法師堅持比照一般大學研究所規定的方式，在當時的佛教教育界的確是不易辦到的。同時加強佛教原典語文能力的訓練，規定學生在叁年內必須修滿四十學分、論文口試通過方得畢業。爲了改善當時不足的高學曆師資，聖嚴法師常藉在海外期間，努力邀請各大學佛學專業教授到中華佛學研究所當客座教授，例如：加拿大冉雲華教授、美國史維仁、傅偉勳、巴宙、日本水谷幸正、牧田谛亮、鐮田茂雄等，以密集上課方式增強各種研究能力、增廣研究生的研究視野。尤其在國際視野上，則舉辦國內、國際學術會議、簽訂姐妹校等交流合作活動。聖嚴法師在這過程中，盡其所能的將研究所的規模勾勒出來，雖然一再面對不同的困境，仍堅持一屆一屆的辦下去。
四、結語
中華佛學研究所在聖嚴法師任所長時期，確立了以國際學術人才的培養爲辦學宗旨、建立中華佛學研究所師資課程多元化色彩、走向與國際各大學建立姊妹校的學術交流關系、舉辦國際性的佛學學術會議等辦學基礎與方向，未來接班人即得以在此一基礎下，加速推展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國際化發展。因此，中華佛學研究所在一九九一年以前，雖只是基礎建立階段，但對其未來十年的發展，奠定相當深厚紮實的基礎，使其得以在經費穩定、人事安定下進一步的發展。
臺灣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于1985年創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並于2007年4月8日正式被納入臺灣高等教育體系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爲臺灣第一所被納入正式教育體製的佛教高等學府，更于2008學年度起(8月1日)更名爲「法鼓佛教學院」。29聖嚴法師用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堅持讓中華佛學研究所獨立辦學、並維持一般研究所的辦學規模與質量，而非附屬于寺院、依靠寺院的收入辦學，爲的就是期盼終有一日，以研究所的經營規模、研究素質與成果，能受到社會大衆，尤其是臺灣教育單位對此一碩士學位的承認。
此一辦學成果，筆者個人認爲其對中國佛教教育可能産生以下幾點意義與影響：對漢傳佛教界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成果，培養出如：法鼓佛教學院校長惠敏法師、副校長杜正民老師、慈光佛學研究所創辦人惠空法師、曾任福嚴佛學研究所所長的厚觀法師、鄧克銘博士等佛學研究與佛教高等教育主持人才。這些人才足以提升中國佛教的社會與國際地位，亦將佛學研究從傳統僅重視義理的闡發，轉爲重視與原典語文對讀能力以更貼近佛法深義的研究方向，進而也帶領佛教界將國際學術的研究態度引入中國佛教教育工作，以培養出更多具深度與廣度的佛教人才。因此，筆者認爲此一過程中的際遇、挑戰與成果，足以成爲研究七、八十年代，臺灣佛教高等教育發展的最佳範例。
備注：
1.本論文是在筆者論文著述《聖嚴法師佛教教育理念與實踐—以中華佛學研究所爲例》(臺北，法鼓文化，2004年12月初版)的基礎下，將書中第叁、四、五章較疏漏之處作一補充、統整，尤其是對聖嚴法師的辦學與當時臺灣的佛教教育發展作一比較分析。故，部分內容是原書的節要，大多數內容則爲新資料的補充與章節的縱橫分析，特于此說明。
2.臺灣佛學院、所的開辦，從50年代(1947-1949)約4所；60年代(1950-1959)約14所左右；70年代(1960-1969)約19所左右；80年代(1970-1979)約22所左右；90年代(1980-1989)約25所左右；截自2002年所統計約31所。參考阚正宗撰，〈戰後臺灣佛教教育略論〉，收錄于：中華佛學研究所主編，《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鑒第一輯》(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2年初版)，第23-24頁。各佛學院、所數據，可見同上列書目，第5、455-462頁。
3.見藍吉富撰，〈當代中國人的佛教研究趨勢〉(臺北，《當代》第84期，1993年4月1日)，第42-46頁。
4.參見姚麗香撰，〈臺灣佛學院教育的回顧與省思〉、藍吉富撰，〈訪藍吉富居士談佛教教育〉，二篇文章皆刊登于：臺北，《法光》創刊號，1989年9月10日，第3版。在佛教界間的資源整合問題、正規教育體製的局限等問題，參見智觀的采訪整理，〈訪瞿海源教授討臺灣佛教發展〉(臺北，《法光》第16期，1991年1月10日，第4版。)
5以下凡不具名而直稱「法師」者，即指聖嚴法師。
6聖嚴法師于文中言：「…佛教需要人才，人才必須從…
《佛教教育的機遇與挑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