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奘大師回到長安，長安城裏萬人空巷，歡迎這位名揚中外的高僧。在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唐王有盛大的儀式送別玄奘大師，天才的作家吳承恩將曆史上的唐王迎候玄奘改編成小說中的送別唐僧西去。
玄奘大師回國後，在長安弘福寺和玉華宮組織譯場，著手翻譯佛經。他精通漢梵語文，佛學造詣高深，所譯經文，語意妥切、文辭流暢。在中國古代四大佛經翻譯家鸠摩羅什、真谛、玄奘、不空中，他的譯作最多、最精。唐太宗親自爲玄奘大師的譯經寫序－－《大唐叁藏聖教序》。“叁藏”者，乃佛教的佛經、戒律、論述與注解的總稱。後人又稱玄奘爲唐叁藏或叁藏法師。玄奘大師接受唐太宗旨意，由他口述、弟子執筆，寫成《大唐西域記》一書，共計十二卷十萬余字，追述了他西去天竺取經的經曆。
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玄奘大師在長安玉華寺圓寂。朝廷用金棺銀椁存放他的骨灰，有一百多萬人護送他的骨灰安葬于興教寺內。
上述就是曆史人物玄奘大師的真實情況。此後産生的西遊故事中的唐僧形象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在唐僧取經的故事框架、西行路線、艱難險阻及其堅定志向、最終取得的偉大成功中都有玄奘大師的痕迹。小說《西遊記》中也同樣如此。
文學家魯迅一生疾惡如仇，對醜惡現象無情鞭撻，對民族的精神高歌頌揚。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宣導者和思想家。他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大聲疾呼：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裏雖然沒有提及玄奘，但是季羨林先生認爲，舍身求法，當包括玄奘西行取經的偉業。
國學大師季羨林這樣評價他：玄奘的翻譯對原文忠實，讀起來又不別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記》，久已蜚聲士林，在國內和國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研究印度史、中亞史，《大唐西域記》是不可缺少無法代替的瑰寶。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中印兩國的交往日益發展。許多中國僧人排除萬難不辭辛苦跋山涉水到印度求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5世紀)、玄奘(7世紀)和義淨(7世紀)。他們遊曆印度的記述，今天已經成爲研究印度古代史和中世史的極可寶貴的文獻。
曾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長的星雲法師，對玄奘大師推崇備至：一個人在少年的時候，應該要愛惜光陰，愛惜學習的機會。隋朝末年，炀帝下诏度僧，年僅十叁歲的玄奘，即前往應試，並立下宏願，要“遠诏如來大法，近光佛陀遺教”。玄奘因爲少年勵志而學，到了壯年時即成就非凡，是中國偉大的佛學家、譯經家、外交家、地理學家。我的師父一誠法師曾對我說過：“感謝你對佛家文化的宣傳，功德無量。”
印度是比較不重視曆史記載的國家，記載于曆史的原始資料，非常缺乏。後來發現中國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對于古代印度的地理、佛教聖地、風俗民情及語言等記載，非常詳細。循此寶典的線索，終于一一找回佛陀的聖迹，以及古代印度的面目。真令人難以意料，玄奘大師的豐功偉德，至今猶能潤澤于整個印度。
2006年10月15日，西安大慈恩寺舉行了盛大的“玄奘之路o世界和平祈福典禮”，並在古城南門廣場舉行古典的“通關文牒”頒發儀式，爲“玄奘之路”考察隊員們壯行。“玄奘之路”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是“中印友好年”系列活動之一。考察隊10月15日從西安出發，于11月中旬進入印度，11月底結束活動回國。考察行程共1.2萬公裏途經6個國家，26個城市。我的好友王石和馮其庸老先生也參加了，我參加了印度段的考察。
在那爛陀，我們參觀了玄奘紀念堂、那爛陀寺廟遺址和那爛陀大學遺址，與現任那爛陀大學校長PANTH先生及部分學生交流。在德裏公共學校巴特那分校，學校臨時找了一根水管讓我充作金箍棒，在《通天大道寬又闊》的歌聲伴奏下表演了猴棍，贏得了滿堂喝彩，掌聲一浪高過一浪，無數的攝像機、照相機對准我，閃光燈亮成一片。我表演結束後四五次的謝幕，學生們爭著讓我在他們的手絹、手上、後背上簽字。
我左手的無名指上一直戴著哈努曼的猴像的戒指，我一直認爲孫悟空與哈努曼是有血緣關系的，希望通過孫悟空與哈努曼的文化藝術間的交流，使中印人民與藝術有更深入的接觸與交流。
我參加重走玄奘路活動的最初動機就是走近曆史，尋找真實的玄奘。他是一個如此偉大的人物，在印度、西亞，被奉爲英雄，比如吉爾吉斯斯坦，他們把玄奘的肖像印在地圖上，因爲遊牧民族沒有記史的習慣，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幫他們記載了一千多年前的曆史。在19世紀的印度，許多人甚至不知道佛陀是黑人還是白人，是從英譯的《大唐西域記》裏，他們才知道原來印度是佛陀的故鄉，重新認識和發現了自己的曆史，也正是在這本書的指點下，他們找到了大量珍貴的佛教遺産。對于中國也是如此，玄奘取回來的不僅僅是經書，他引入了另一種文化，我們現在保留下來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佛教名山古刹、文學、雕塑等各種佛教文化的遺存隨處可見。但是我們對曆史上真正的玄奘卻知之甚少。
重走玄奘路是想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玄奘。玄奘的出現和唐朝的開放是分不開的。今天的中國也講開放，但是要引入什麼樣的東西，塑造什麼樣的文化，才能提高我們民族的創造力，這些需要思考。
玄奘的行動更加告訴我們如何以開放的目光面對全球化。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o森特別指出，玄奘西行是世界全球化曆史上極其重要的一筆，它不光是貿易的，同時也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用極其開放的胸懷吸納異域文化、傳播中華文明，造就了亞洲特別是東亞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質，玄奘西行的曆史意義，早已超越了時間、空間和宗教的限製，成爲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今天重走玄奘路，並非是一種複古懷舊情結的宣泄，而是現代人對玄奘表達敬意的一種方式，其意義是多重的。按照活動組織者的定位，主要是通過重走來讴歌“玄奘不畏險阻、舍身求法的獻身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學習精神，百折不撓、勵志奮進的進取精神，不慕榮利、心歸大唐的愛國主義精神”。
我以爲，對今天的人們來說，最具現實意義的是所有這些精神都不是物欲的訴求，重走玄奘之路，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一種價值追求。玄奘追求的是一種信念，是一種理想，這種理想和信念遠遠超出了物質利益層面，而這可能與當今太過“物質化”的價值取向相背離。
當然，不能說今天我們沒有精神追求，但這其中摻雜了太多的物欲成分，與此相應，當今流行的一些時尚文化，其內涵都太過功利化。而那些有關理想信念的精神文化追求，則有遠離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的危險。
人需要在精神文化的指引下前行，一個國家更要有民族精神，物欲享樂式的精神追求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爲我們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玄奘西天取經所代表的精神，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反映，這也正是千百年來人們對玄奘取經的故事念念不忘、代代相傳的根本原因。今天重走玄奘之路，既是對我們民族精神的一次弘揚，更是對回歸理想信念追求的一種呼喚，體驗玄奘、解讀玄奘爲今天的人們點亮了一盞精神之燈。
交通是與外界聯絡的通道和視窗，“環境能熏造性質，我民族受此種交通之酷遇，自然養成幾分保守的單調的氣息，固無庸諱言，然一民族對于外來文化而無容納之可能性，則其族非久遂成爲僵石化。”梁任公這番話論及中外交通對民族、文化的影響，很是精辟。
東漢時期，佛教東來，給當時死氣沈沈的中國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氣息，引起了中國古代自儒學獨尊以來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由于當時佛教經典基本上是西域僧人翻譯的，而且殘缺不全，難于滿足中國佛教發展的需要，中國佛教徒決意西出陽關，直探佛教源頭印度求取真經。玄奘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他西行的目的是追求佛學意義，在中國建立印度正宗的佛學體系。
中國在曆史上不斷與四鄰異族相接觸。中國對外族文化，常抱一種廣大的興趣，願接受而消化之，用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面一切異樣的新鮮事物，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爲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在對佛教傳入中國問題上，中華文化表現出了百川歸海的吸納性，這也是中國文化綿綿幾千年，一直延續至今的原因。所有的外來文化，包括世界性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進入中國後，都逐漸本土化。佛教最典型的本土化代表就是禅宗，可以說禅宗是中國化的佛教。
佛教東來，僧人西行求法，中西文化的交流，帶來了不僅在宗教信仰上的變化，在衣著、飲食、遊戲、禮俗、美術、工藝等方面，中國接受西域、西方新花樣的，不可勝舉。對唐代的文化影響尤其顯著。由于絲綢之路的産生，以及佛教的東來，在絲綢之路沿線還形成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石窟藝術，敦煌莫高窟最具代表性。佛教、石窟藝術，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哲學，乃至社會生活都有全面的影響，關于敦煌莫高窟，還形成了國際顯學━─敦煌學，敦煌學影響在世界，敦煌學的中心則在中國。
絲綢之路的暢通，實際帶來了貿易的繁榮，文化的交流，甚至民族的融合。綜觀曆史，南北中外民族、文化交融時期，必然帶來文化的空前繁盛與發展。
但是在比較中我們也發現這樣一個問題，玄奘等僧人通過絲綢之路西行求法，獲得了思想感情的一次求真，乃至文化的昌盛。然而在中西文化交流、物質交換中，中國人似乎更重視精神文明建設，而對物質的輸入、吸收是比較淡化的。西方國家則不然，不僅獲取了中華的文化精髓，也渴求*等物質的文明…
《佛教與西遊記文化的民族性》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