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佛教義理和製度的中國化
內容摘要：佛教中國化是一個佛教與中華民族雙向選擇的過程。佛教的傳統是解脫主義的傳統，主要是解脫人生的痛苦，生死的痛苦。佛教的這個傳統傳到中國以後，和儒家的思想、道教的思想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儒家的思想。如何協調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成爲中國佛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發揚光大。佛教自漢代中國開始，就一直在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筆者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佛教義理和製度的中國化的一些表現。
一、佛教中國化的必要性
佛教發源于印度，在兩漢時期傳入中國，但印度佛教的義理和製度並不能全局照搬的爲中國人民所接受，這是有著很多原因的，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中印兩國國情差異
作爲佛教起源地的印度，地處南亞次大陸，屬熱帶季溫氣候，氣候炎熱，每逢旱季氣溫高達四十多攝氏度。印度佛教所強調的苦和出世思想，和這樣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系。而古代中國文化的發源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水土茂盛，氣候溫和，人們對于苦的感受沒有那麼深。這樣不同的氣候條件首先便會要求中國的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和觀念相對于印度佛教需要作出一定改變。
(二)中印兩國社會基礎差異古代印度的社會基礎是種姓製度，把人分爲婆羅門、刹帝利、首陀羅和吠舍，不同種姓的社會地位差距非常大，相互之間甚至不得通婚。而中國的封建製度雖然也強調等級差異，但是受儒家倫理思想所影響，社會基礎是宗法血緣關系，推崇“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通過維持小家庭的穩定而後一層層的發散開來，即所謂的“家國天下”。
(叁)中印兩國文化的差異
中國的傳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漢朝，更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上升爲官方所推崇的核心思想文化，自上而下發揮著統治力的時期。儒家思想關注人的生活實踐和品格塑造，不談鬼神也不談來世，強調完善自我修養而後造福社會。而佛教重精神輕肉體、重解脫輕生命、重來世輕現世、重神靈世界輕世俗世界，是以“衆生解脫”爲本位，宣揚衆生要通過修持，以求從煩惱、痛苦和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進入大自在的“涅槃”境界。這是明顯與儒家思想相矛盾的，佛教要想在中國落地生根，就必須要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融合，也就是佛教的中國化。
二、佛教義理的中國化
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佛教義理與中華文化相結合不斷變化的一個過程。印度佛教在傳入中國後，因爲上述的種種條件的限製，而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佛教的許多義理在被傳到中國後都受到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不同于原有印度佛教的中國化了的佛教思想。
(一)空與存在
佛教剛開始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眼中的佛教就是一種類似于神仙方術的東西。這樣來理解佛教，沒有真正認識到佛教解衆生于水火，點化衆生的根本目的。魏晉時代，佛教的般若學傳到中國來。般若學講緣起性空的道理，佛教認爲宇宙一切事物都是原因條件結合的成果，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會是無原因的，也不是很多的原因排列的結果，而是相應的原因條件結合而成，。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推論出來有兩個原理，一個是一切事物都是關系的存在，因果關系的存在，而是因爲是因果關系的存在，它只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因此，佛教的緣起論包含了關系論和過程論兩個含義。正因爲萬事萬物是緣起的，因此也是性空的。本質是空的，佛教認爲現象是有的，本質是空的。但性空離不開有，它是緣起性空，當講緣起的時候要知道它是性空的，當講性空的時候要知道它也是緣起的，有是空，空也是有，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學理念。這套理論傳到中國以後，中國人卻很難理解它，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任何事物都是存在的，性空性不空沒有這個理念，所以，當般若學傳到中國以後，中國的僧人來理解它，都認爲外界的事物或者人的內心，是真實有的，不是空的，魏晉時候就形成了六家七宗來演義佛教的理論，與印度原來的般若學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是心有，或者是物有，佛教認爲物是性空的，心也是性空的。
(二)有神與無神
而後到了東晉，儒家學者和佛教又發生了很大的爭論：人有沒有靈魂？是有神還是無神？靈魂是滅還是不滅？中國的慧遠大師，他主張的是有神論，神是不滅的，所以靈魂才會輪回轉化。這與早期佛教的教義是相違背的，早期佛教是反對靈魂不滅的。佛教也遇到理論上的困難，如果沒有靈魂怎麼輪回呢？佛教展開討論，非常深入，人的意識流是存在的，看怎樣轉換了。中國僧人明確主張神不滅，這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調整了印度佛教的義理。
(叁) 印度禅與中國禅
中國的禅宗與印度的禅宗有很大的區別，就是緣于中國禅宗在義理上作出了很大的調整， 主要表現在中國禅宗把成佛歸結爲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印度佛教成佛要經過長期修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印度佛教比較主張要離開家庭去修行，即出世，離開充滿煩惱的社會狀態，並不是完全離開現實社會。中國禅宗講要成佛不能離開世俗社會，不能夠離開世間，並不一定要出家，在家也可以，照樣修行，照樣可以明心見性，也能見性成佛，這是一種調整。另一種調整，佛教本來講普度衆生，衆生的範圍很廣，天人動物鬼神等等，中國禅宗不同，主要以人爲本來思考，佛性論即人性論，主要針對人來說的，張揚人的自性，高揚人的主體性，是人文性的宗教。中國禅宗還認爲，成佛不需要漫長的時間，頓悟就可以成佛，明心見性就成佛了。這對佛教的義理，成佛的道路也作出了很大的調整。
(四)新時期的人間佛教
現在講的人間佛教，是中國兩岸四地所公認的漢傳佛教應該走的道路，這是很正確的，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但我們理解的人間佛教理念對印度佛教的義理有很大的發展，與早期原始佛教更是不同。人間佛教思想是繼承了中國禅宗以後的發展而更強調人間，更強調人生，更強調現實，給現代佛教徒指引了要搞慈善事業，要從事教育，要重視文化，要關懷社會，要社會化，不要脫離現實社會，如中國所講的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以上在義理方面發生了變化，是對佛教義理進行的豐富和發展，是佛教中國化的偉大成果。佛教是印度和中國兩個大國的文化精英創造出來的文化，因此文化底蘊深厚，哲學內容很豐富。中國人在佛教義理上也是作出貢獻的。
叁、佛教製度的中國化
佛教在義理中國化之外，佛教的一些製度也必須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才能符合中國的實際，才能更容易爲中國人民所接受。佛教製度中國化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佛教戒律的中國化
宗教的戒律是針對人性的弱點而製定的。佛教戒律是針對出家修行之人所規定的最基本的行爲准則。中國的僧衆集合在一起以後，禅宗大師百丈禅師創造了清規來補充戒律，和戒律同時並行，這是一種雙軌製的管理。清規不是原來印度佛教所有。中國寺院的生活按照整個戒律和清規來執行。佛教戒律不殺生是很重要的，意味著不能從事農業勞動，鋤地的時候會挖死蚯蚓小蟲的，會殺生犯戒。而中國禅宗提倡農禅並重，這是中國僧人的創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天不勞動就不能吃飯，從方丈、首座開始，每人都要參加勞動。這個中國佛教的傳統是中國環境推動它形成的。在佛教戒律裏，並沒有禁止肉食的戒條。佛教傳來中國後，從漢末直到梁初，包括出家僧尼在內的佛教徒，也仍然是吃葷的；到了梁武帝蕭衍，基于統治需要，采取高壓手段，強迫僧尼(以及一般信徒)一律吃素。
(二)僧官製度的設立
僧官製度的設立，是中國的創造。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皇權要控製宗教的活動，設立僧官佛教。中國的僧官很多就是請德高望重的僧人擔任。由于有這種管理，佛教的活動受到中央政府的掌管。佛教過去見到皇帝是不拜的，與皇帝矛盾很大，中國的皇帝認爲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子民，他是天子，家天下，無論出家在家都一樣，哪有見了皇帝不跪拜的？曆史上有多次的沖突，後來，中國佛教用這種辦法來解決，君臣關系僧人向皇帝稱臣，中國的皇權高于神權，對任何宗教一樣，這是中國的國情。一定要抵抗中國的國情，宗教的傳播就會受到影響，佛教的傳播是契時契機的進行調整，和尚對皇帝稱臣，這個矛盾就解決了。印度不一樣，從事政治的見了宗教的都要跪拜。
(叁)佛教修行方式的中國化
在生活上面，印度僧人是托缽爲生。中國僧人不這樣，也不允許挨門去要飯吃。這是儒家文化主導的中國強調氣節，“不食嗟來之食”，所以在中國乞討是會被藐視的。中國的僧人自己做飯，自己煮炊。這種活動帶來中國佛教生活的很大變化，要籌措資金，經營山地，田地，要治理産業，有寺院經濟的産生和發展。與印度僧人不持金銀很不相同。寺院的田地山林等屬于集體所有，不允許分，一直維系到解放前，對中國的經濟影響較大。寺院經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過于膨脹以後，引起社會和政府的反彈，沒有經濟又作不了事情，宗教活動會受到影響，過于膨脹引起反彈。僧人如何掌握好這個度很重要。中國漢地僧人的飲食主張吃素。印度佛教中講不吃葷，是指不吃蔥蒜韭菜等帶刺激的東西，不是指動物的肉，因爲印度僧人托缽的，施主給什麼就吃什麼，不能叫信衆特地爲你做飯。中國南北朝的時候，南朝的梁武帝，文武兼備，又通佛經，是虔誠的佛教徒，提出僧人不能吃肉，不能喝酒。從此以後，中國漢地的僧人就不吃肉也不喝酒了。 這些是中國佛教根據中國國情在生活方面作的調整。
結語：
維系社會安定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法律，一是通過道德。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以此維系人類社會數千年的文明發展。筆者相信，在現代化的中國，佛教必能進一步與中華民族的先進文化相結合，結出更豐碩的果實。我們佛教徒必將以更加精進勇猛的精神，深入學習五明，廣行利他事業，爲中國的和平、進步和幸福的光輝遠景作出更大的貢獻，爲構建和諧社會發揮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釋常慧，重慶市佛教協會副會長、重慶千佛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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