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流文化的象征符號，而不是單純的種族概念或血緣譜系［13］。

　　換言之，在中國社會，漢族的民族認同主要是一種“文化認同”。惟其如此，近代所提的“中華民族”［14］，作爲一個複合的民族概念，才能如此深入人心。之所以有這樣的民族觀念，佛教是最重要的催化劑之一。

　　叁、佛教與民族認同

　　在亞洲的版圖上，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是兩大文明板塊。佛教最初所代表的，是已很成熟的印度文明，傳到中原漢地，遇到的是同樣發達的、以儒家爲代表的中華文明。中國佛教的特色，即在于找到了能與儒家社會相適應的表現方式，既能突破原先印度文明的民族性，又能包容傳播地區的民族性。

　　民族化的表現形式，促使中國佛教成爲“民族認同”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以漢族爲主體的傳統文化，明清以來已形成儒釋道叁足鼎立的格局，缺一不可，大量的佛教辭彙成了現代漢語的基本用語，如“世界”、“輪回”。而在信奉藏傳佛教的藏族、蒙古族，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佛教在中國社會，一方面是在彰顯不同的民族特色，強化不同的民族認同，另一方面也在縮短不同民族的心靈距離，增進民族團結，推動民族之間的融合。“民族認同”強調民族之間不同的身份與特色，“民族團結”是要追求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兩者是一對矛盾，但是雙方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在曆史上，清王朝即以佛教協調民族關系。清初在五臺山，把多座漢傳佛教寺廟改建爲喇嘛廟，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後來還在北京建雍和宮、在承德建外八廟。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王朝還規定，活佛轉世靈童，須經金瓶掣簽方可認定，爲此特製了兩個金瓶。一個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達賴和班禅等藏區大活佛；另一個供在雍和宮，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大活佛。這些措施，實現了滿、蒙、藏、漢的民族團結，維護蒙藏地區的長期穩定。

　　因此，中國佛教不僅具有民族融合功能，促進中國社會的民族團結，同時還有政治上的融和作用。其中的原因何在？我想，這裏既有印度佛教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國社會客觀的曆史條件。印度佛教本身就有“世界宗教”的超越性，也就是具備超越民族的普世價值。佛教的無我、平等思想，這在釋迦牟尼創教之初，就有沖破社會等級製度的功能。跨民族的普世性，即緣于此。1879年，英國詩人阿諾德(1832－1904)寫了一首贊揚佛陀的長詩，把佛教譽爲“亞洲之光”［15］。佛教傳到了亞洲各地，這個源出于印度的宗教，並沒有像印度教那樣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而是成爲了不同民族的共同信仰。

　　但是，佛教在它的傳播過程中，這種普世價值，需要借助于佛教的民族性來實現。佛教的傳播，首先是本土化，佛典的翻譯、思想的融合、民俗的養成，無不采用民族化的形式。漢傳佛教的成形，經曆了儒釋道叁教的互動；藏傳佛教的發展，吸收了民族宗教苯教的元素，同時還受到禅宗等漢傳佛教的影響。若是脫離了中國社會的曆史條件，佛教的普世性便會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普世性與民族性的結合，促成了佛教在中國的巨大成功。中國佛教具有鮮明的民族融合功能，同樣也是這種功能，成就了佛教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

　　最後，我想建議，佛教學者將來應當多從“民族關系”的角度，重新認識佛教在中國的曆史與影響。以往的佛教史，偏重于它與漢文化的關系，事實上，少數民族同樣也是推動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重要因素。如果曆史上沒有十六國、北魏、蒙元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佛教在中國的影響不會如此巨大。

　　若就中國佛教的發展史而言，十六國是中國佛教重要的孕育期；北魏是中國佛教關鍵的成熟期；宋元則是中國佛教劇烈的轉型期。離了這叁個時期，中國佛教將會怎樣？至于未來的中國佛教，如何妥善處理漢藏佛教的關系，可能是放在我們眼前很現實、很迫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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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專案批准號：08JJD720043。

　　［1］引文依據周叔迦輯撰《牟子叢殘新編》，中國書店2001年版，第10－11頁。

　　［2］參見何方耀《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97－102頁。

　　［3］何承天《釋均善難》，載《弘明集》卷叁，《大正藏》第52冊，第19頁下。

　　［4］參見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裴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頁。

　　［5］西晉滅亡以後，司馬王室南渡，建立東晉王朝。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部族，史稱“五胡”，相繼入主中原，北方進入十六國時期。

　　［6］羯，即柘羯、柘枝，就是粟特石國，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塔石幹。參見林梅村《從考古發現看火祆教在中國的初傳》，《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57頁。

　　［7］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叁：“伊洛之間，夾禦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叁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裏：一曰歸正，二曰歸德，叁曰慕化，四曰慕義。”

　　［8］贊甯《大宋僧史略》卷中：“鴻胪寺之任，禮四夷遠人也。教法初來，須就斯寺，雖興白馬，終隸此司。古雲僧尼系鴻胪寺者，是也。”

　　［9］參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甯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頁。

　　［10］1206年，鐵木真即蒙古國大汗位，號“成吉思汗”。

　　［11］參見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12］參見賈敬顔《略論漢民族的形成》，載《中國古代民族志》，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3－20頁。

　　［13］若論漢族的族源，即使是最能代表漢文化的華夏族，也是一個複合物，以夏、商、姬、姜四個族系爲主。參見唐嘉弘《華夏族－－漢族先民的形成》，載《中國古代民族志》，第4頁。

　　［14］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版。

　　［15］Sir Edwin Arnold，The Light of Asia. New York＆Boston：H.M. Caldwell co.，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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