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精神對當代心靈環保之開示
李利安
法顯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到達印度並取回佛經的中國人。他以60歲的高齡開始遠征之途，西渡流沙，翻越蔥嶺，探險異域，漂渡滄海，最終返回祖國。這位生活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曆史人物不但以其卓越的旅行而名震史冊，而且以其豐厚的精神資源繼續給現代人類的心靈環保傳遞著深刻的啓示。
曆史上，佛教史學家曾以“明傑”、“整肅”(［梁］僧祐：《出叁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冊，第111頁C。)、“雅操”(［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1，《大正藏》第55冊，第370頁A。)等語盛贊法顯的精神品格。那麼，法顯的精神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從而在哪些方面能爲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提供有益的啓示？
一、信仰
法顯精神的形成應該是多種因素相互激發而促成的。但筆者總感覺到，像法顯、玄奘這樣的偉人，他們之所以能成就如此驚世駭俗的業績，其心靈深處對佛教的虔誠信仰應該是最終極、最雄厚、最持久的動力，也是其內在精神的首要組成部分。信仰的力量始終內藏于法顯的心靈深處，是激發其他精神要素的基礎。關于法顯信仰的形成，除了佛教所認爲的宿世因緣外，法顯自幼居住寺院的熏染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當父親去世後因爲家中缺少人力、家人催逼他回家時，他曾說：“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b-c。)可見，法顯已經確立了追求最高解脫的堅定信仰。這種信仰一旦形成，就是內聚于心的一種力量和感情。《高僧法顯傳》中，法顯就曾自己解釋其西天取經的行爲說：“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因爲“志有所存”，所以才呈現出“專其愚直”。這個“志”就是其內藏于心的信仰和爲信仰所驅動的求法熱情。法顯曾自己總結西行經驗說：“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C。]在物質極大豐富、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我們需要借鑒法顯的這一精神，樹立自己的信仰或信念，並將其作爲自己一生的精神動力和滋養身心的精神園地。
二、悲願
悲願就是關切現實並樹立改變現實的崇高目標。法顯在通覽臨汾及附近寺院裏所有經典後，來到當時的佛教文化中心長安，遍訪名師，尋求佛典。通過潛心閱讀和鑽研後，發現佛教在經、律、論叁藏的發展上極不平衡，律藏的數量極少，而且版本不一，使得出家僧人沒有統一而完整的規矩可依，僧人的言行舉止沒有規範，在社會上造成許多不良影響，使有心向佛的百姓望而卻步。爲了改變這一現狀，法顯才決心親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傳》卷叁中這樣記述這一曆史：“常慨經律舛阙，誓志尋求。”[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C。] “常慨”與“誓志”四個字活然托出了法顯心系佛門的悲願。回國後，在登陸地的青州，“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禅師佛馱跋陀于道場寺，譯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毘昙心，垂百余萬言。”[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8頁B。]中國佛教雖然爲大乘佛教，但自古以來始終大量存在著自度自了的現象，很多信徒不但對社會漠不關心，就是面對佛門的盛衰優劣與諸多問題，也是無動于衷。法顯不是這樣，從他不顧高邁之歲、毅然親赴天竺求取戒律以及回國後的抓緊翻譯等行爲來看，法顯具有心系佛門的崇高悲願。這種悲願中既包含著教門興衰、匹夫有責的愛教情結，也有一旦發現問題就設法解決問題的積極進取，這和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知道有問題但因爲各種原因而拖拉推诿的現象形成鮮明的對照，值得我們認真借鑒。
叁、膽識
在法顯生活的年代，中國和天竺的交往還比較少，來長安弘揚佛法的人大多數來自西域。法顯知道，要在他的有生之年解決中土戒律不全的問題，靠被動地等待天竺或中亞僧人的傳送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親自去天竺取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當時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去天竺去過佛經。可以想象，法顯當時決定自己親自去天竺，的確是一件非常之舉，顯示了法顯的超群的膽略和驚人的魄力。《高僧法顯傳》中說，法顯道整等人初到祇洹精舍時，“彼衆僧出，問法顯等言：“汝等從何國來？”答曰：“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國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4頁C。]”《法苑珠林》卷25記載：“蔥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懸絙過河數十余處，皆漢時張骞、甘父所不至也。”[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25，《大正藏》第53冊，第475頁A。]漢代的張骞和甘英曾是中國曆史上最早開拓西域的探險者，被視爲絲綢之路的主要開辟者而名垂青史。在中國人的取經史上，叁國時期的朱士行也只是到了現在的南疆，翻過蔥嶺直至南亞地區的旅行，他們都沒有嘗試過。所以，當法顯回國後，人們聽了法顯的介紹總是驚歎不已：“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法顯的這種敢爲天下先的膽膽識是一種創新的思維和開創的勇氣。這種精神不但是佛教事業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重要素質。
四、忘我
這裏所說的忘我主要指法顯不畏年老、放下身命的氣度。六十歲是目前我國規定的男性公民退休的年齡，在常人心目中，這個年齡本是頤養天年、不必進取的人生階段。在中國古代，因爲科學水平有限以及人們的物質生活落後等原因，人的壽命比現在要短得多，所以，個人退休養老的實際年齡和心理年齡都要比現在小很多。所以，六十歲，無論對古人還是今人來說，都是一個衰老退守的年齡。在這個時期，別說開創一番大事業，就是守護原來的事業也是力不從心了。可是，法顯卻是在六十多歲的時候萌生了去印度取經的念頭，並在六十五歲的時候正式從長安出發，開始了他的偉大旅行[ 關于法顯去天竺的年齡，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這裏采用最常見的說法，即65歲出發去天竺。 ]。這種年齡下進行的開拓荒途式的旅行，使我們不能不贊歎法顯不怕老、不服老的品格，其老當益壯的精神用叁國枭雄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裏”來形容是非常恰當的。法顯以老邁之軀，西度流沙，克服難以盡訴的困難，取回大量真經，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連法顯自己在回顧自己的旅行時也經常歎息不已。如有一次法顯應人們的要求講述自己取經經曆後就曾自雲：“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認爲自己去印度是“乘危履險，不惜此形”[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法顯所說的“危”可能主要是指他自己年老力衰，而這裏的“險”則是指路途的艱險，所以，法顯在說“乘危履險”後便說這是一種“不惜此形”的行爲，即不惜其衰老之軀。法顯這種忘我的精神中包含著不服老、不畏老、不惜老、不閑老等多重的品質。所謂不服老，就是年齡雖老而心理不老，照樣作年輕人能作的事情；所謂不畏老，就是不怕年高歲衰，坦然面對，正面接受，不受影響；所謂不惜老，就是不顧憐自己的老邁之軀，不過分注重養體護身，頤養天年，正如法顯自己所說的，“身命不期，出息非保”[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C。]，“不顧微命”[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所以，該行繼續行，該作繼續作；所謂不閑老，就是不讓自己在老邁之年閑下來，即所謂“老有所爲”也。現在，科技高度發達，物質生活極大豐富，醫療水平和享受醫療保健的條件也空前提高，人類的壽命明顯延長，老齡化的社會已經是全球的趨勢。中國這幾年迅速邁進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成了全社會關注的對象，佛教也在這一背景下大力倡導生命關懷，以便爲老年人健康的生活提供理論與實踐的借鑒。我認爲，法顯藐視老邁的忘我精神，對今天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安詳都是具有啓發意義的。
五、堅持
所謂堅持，就是堅決地、毫不動搖地保持或進行下去。體現在法顯身上，就是一種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精神。法顯從長安出發，一路西去，出陽關，度流沙，翻山越嶺數萬裏，親踐佛國各地，又渡海遠達斯裏蘭卡，後來從海路返回，漂泊迷離，總算返回祖國，一路上可謂曆盡艱辛。這些艱難曲折是我們今天怎麼想象都難以切實體驗的。我們只是借助史料的記載，知道法顯曾經遭遇過諸如語言不通、經費短缺、戰亂頻生、沙漠迷路、高原缺氧、痛失同伴、山路險峻、孤身無伴、海浪襲擊、同行迫害、海上漂流等一系列困難，我們也知道，法顯一路前進，沒有絲毫的退卻，顯示了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這是令今天每一個人都感到敬佩的。《高僧傳》卷叁記載：法顯“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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