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臺山信仰與世界和諧
五臺山從其肇起即與國際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其作爲聖地確立的過程中，國際間的僧侶爲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後來國際各民族之間的佛教融合，及中國境內外的仿建，都體現了其國際性。五臺山如果不是中國唯一的被佛經印證的聖地，那麼我們絕對可以說它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廣泛的被世界佛教徒認可的佛教聖地。
從四個不同的角度來闡述五臺山信仰的國際性。第一，五臺山文殊信仰肇起之國際性；第二，從五臺山確立其佛教聖地之地位的過程來探討其國際性；第叁，從五臺山之國內，國際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來討論其國際性；第四，從國際上各個國家對五臺山的仿造來證明五臺山文殊信仰的流行不僅跨越了地域的局限性，更跨越了時空的局限性。
五臺山肇起之國際性
五臺山從其肇起即與國際結下了不解之緣。佛教肇始于印度，佛經是由在印度生活過的佛陀及其弟子們宣揚編纂的。在佛教的叁藏中前後有叁部經典含有釋迦牟尼佛對文殊的預言，說在釋迦佛滅度後，文殊菩薩會在中國北部的一個五頂山或清涼山上繼續宣揚佛法。這叁部經典爲：于阗僧人實叉難陀七世紀晚期所譯的《華嚴經》，印度僧人菩提流支在公元710年所譯的《佛說文殊師利法寶藏陀羅尼經》，和一部名爲《文殊勢利般涅磐經》，據說是聶道成在叁世紀晚期所譯的。在此叁部經書中對文殊菩薩住處的描繪，又以菩提流支譯出的《佛說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最爲具體：“爾時，世尊複告金剛密迹主言，我滅度後于南贍部洲東北方，有國名大震那。其國中有山名曰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于中說法。”出于金口，載于寶藏，因而此山的神聖性是毋甯質疑的。無論是從五臺山的出處：佛陀在印度所宣講的佛經，還是從其被翻譯的過程：印度——中亞——中國，在其肇起之初都體現了五臺山文殊信仰的國際性。
聖地地位確立之國際性
從佛經中的五頂山，清涼山，大雪山落實到實際地理位置上的山西五臺山又是如何確立的呢？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的地理學家郦道元(466或472—577年)在《水經注》中對五臺山的描述：“其山，五巒巍然，迥出群山之上，故謂五峰。”五峰之說，又見五臺山圓照寺碑記載：“殷湯封爲五峰” 可見其地理風貌與佛經中的菩薩寓所相吻合。讓我們再來看其自然風貌，華嚴四祖澄觀大師對五臺山的氣候是這樣描述的“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 從而我們可以總結山西五臺山和佛經中的文殊菩薩寓所，在地理位置結構與自然氣候環境是完全相符的。然而光由其地貌和自然環境與佛經的相符，還不能完全確立其聖地位置。山西五臺山聖地位置的確立，也離不開以下叁個因素：
1．國際僧侶之朝拜
今天由于現代化的交通，穿越時空，讓我們不再生畏，而古時的國際僧侶往往是冒著生命危險，不遠萬裏，經年累月才能跋過無數的高山，涉過無數的激流沙河，才能到達他們的目的地。這種爲弘法求道而置生命于不顧的大無畏精神，是讓人非常欽佩的。當我們以大唐叁藏法師引以爲自豪之時，往往忽略了那些外籍僧侶亦是懷著同玄奘法師一樣的心願，從異地他鄉跋涉了無數的山河險阻，才到達了此土。許多這些國際來華僧侶的目的既是參仰文殊菩薩。唐儀鳳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兩次朝臺；唐開元年間(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臺，瞻禮聖迹；唐貞元十年(794)，北印度僧人著名的佛典翻譯家般若叁藏巡禮五臺；貞元十二年(796)，西域烏荼國王與僧人純陀等朝禮五臺，其中，純陀受不空叁藏的委托，監造金閣寺；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羅悉利帶弟子叁摩邪悉利等7人禮臺，北印度高僧蘇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臺，住此達17年之久，後寂于靈鹫寺。明代，先後有印度的具生吉祥 和室利沙朝禮五臺。這些從佛教發源地遠道來華瞻禮五臺山的僧侶們，爲此山的神聖性，及其信仰的國際化貢獻了極大的力量。更有許多從東亞諸國來朝禮五臺聖地的僧侶們，下文會對日本，韓國的僧侶與五臺山別做論述。
2．皇家之支持
五臺山佛教聖地地位的確立離不開中國各朝帝王的支持。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五臺山吸引了曆代皇室的不同程度的重視。其中，對五臺山信仰推廣貢獻最大的莫過于唐皇室。尤其是從高宗及武則天自下，唐皇室大力提倡五臺山文殊信仰。國外的學者如 Timothy Barrett 和Tansen Sen等認爲唐皇室的提倡不僅僅是因爲信仰，更有政治因素納含于中。 大厲七年，在不空叁藏的奏請下，唐代宗敕令：敕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內，各簡一勝處，置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院，仍各委本州島府長官即旬修葺，並塑文殊相裝飾彩畫。文殊閣建成之日，代宗親賜八分金，書“大聖文殊建國之閣”額，自此文殊信仰大化于天下。從上文記載的印度僧人來華的時間上，我們可以印證這一理論。唐王室對五臺山文殊信仰的提倡，不僅使其大化于中國，也將五臺山聖地這一信息帶到了周邊的佛教國家，並使五臺山成爲了一座國際佛教朝聖中心。
3．叁時教之影響
像，末法時期，佛陀滅度久遠，佛教的發展像一條河流，源頭之水清洌，逐河流向中下遊之延伸，河水愈流愈濁。在濁世中，文殊菩薩的存在，尤其是對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像，末法時期的佛教信徒給予了極大地鼓舞。在一個純正的信仰即將消失的時代，一個正道將再也幾乎不能被發現的時代，文殊菩薩的存在，讓修行之人在證道的路上有了依證。文殊朝拜和淨土信仰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佛教徒有著異曲同工之用。因此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爲了能在像末法時期修得正果不遠萬裏來朝禮五臺山文殊菩薩。因此，正法的遠去爲五臺山文殊信仰走向國際奠定了時代基礎。
五臺山之國際多元文化融合
長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修建是爲了抵禦外族的入侵，保持漢民族文化的純潔性。坐落于長城以內的五臺山有著幾乎和長城一樣的長的曆史，然而它的發展卻體現了民族融合的特征。兩個偉大的曆史建築體展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一個是武，軍事文化；另一個是各民族共享同一宗教聖地，和諧生活，和平共處的宗教和合文化。今天的五臺山，表面上有著叁個民族漢，藏，蒙的寺院。 實際上，五臺山上的佛教文化元素要更廣闊的多。如上文提及的金閣寺，爲創建此密宗寺院，不空叁藏施舍自己的財産，並動員唐代宗及諸大臣解囊贊助，數十名五臺山僧侶在宰相王缙(詩人王維之兄)的支持下分赴天下各地化緣，不空還從印度那爛陀寺請來僧人純陀爲督工，仿那爛陀寺院模式建成。 在《資治通鑒》的記載中，金閣寺“鑄銅塗金爲瓦，所費巨億”。又如，塔院寺大白塔，是出于元朝尼泊爾籍建築家阿哥尼之手。圓照寺之室利沙塔，乃是仿其本人從印度菩提伽耶帶來的佛塔藍圖而建立的。
五臺山之國際推廣
兩宋之際，中國北方各民族之間戰爭不斷。各少數民族國家由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紛紛在其統治勢力範圍內複製五臺山；可見，五臺山文殊信仰在古代北方是多麼的盛行。我們知道西夏黨項是一個信奉佛教的民族，由李元昊于公元1115年在興慶府(今銀川市)建都創國。其國對佛教最著名的貢獻是用西夏文字編纂了大藏經。然而西夏在其統治範圍內的賀蘭山上複建五臺山，是鮮有人知的。對賀蘭山上的“北五臺山”陳慶英先生在“西夏大乘玄密帝師的生平”中有詳細論證。 除了西夏的“北五臺山”外，更有遼契丹國複建的“小五臺山”。杜鬥城先生在《五臺山文獻》一文中對遼國的“小五臺山”有詳細介紹。 在此不再累述。究其以上兩國複建五臺山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戰爭敵對關系，信徒不便，甚至不允許赴北宋境內的山西五臺山。
Tim Barrett 教授認爲唐王室對五臺山文殊信仰的推廣，超出了執政者的預料。正是由于這種政治上的扶植，使日本與朝鮮的佛教徒也慕名而來，從而將這一信仰傳遍了整個東亞。 受中國五臺山的啓發，日本與朝鮮僧侶們也紛紛在其國家複製自己的五臺山。在鐮田茂雄的“東亞地區佛教聖地五臺山和五臺山信仰在日本的傳播”一文中，對日本與朝鮮僧侶如何建立他們自己的五臺山有翔實的論證。
在近期的佛教新聞中，我們了解到加拿大的佛教界正准備在多倫多市，仿五臺山的佛光寺修建一個佛教中心，並以文殊菩薩作爲其主奉菩薩。從而使五臺山文殊信仰在今天的西方國家也落戶紮根了。古今國際上對五臺山的複製猶如“迪斯尼樂園”之廣建。“迪斯尼樂園”由于商業化的成功，導致世界各地的業界人士紛紛與之合作，在各大洲爲方便遊客複建其分園，使之成爲家喻戶曉的旅遊勝地。而“迪斯尼樂園”相比于五臺山則是小巫見大巫。五臺山不再是一個地理坐標，它已成爲了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僅跨越了地域的局限性，更跨越了時空的局限性。
總結
五臺山從其肇起即與國際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其作爲聖地確立的過程中，國際間的僧侶爲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後來國際各民族之間的佛教融合，及中國境內外的仿建，都體現了其國際性。五臺山如果不是中國唯一的被佛經印證的聖地，那麼我們絕對可以說它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廣泛的被世界佛教徒認可的佛教聖地。
釋妙江
五臺山佛教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