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延壽的《宗鏡錄》是中國佛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宗鏡錄》的內容，反映出中國佛教思想演變的基本軌迹。可以說，它既總結了了宋以前的全部中國佛學的得失，又指出了宋以後中國佛學的道路。

　　從源流上看，延壽通過《宗鏡錄》所提倡的「禅教一致」思想，出自唐代宗密的有關學說。但從效果上說，我們不能一視同仁，必須有分析地予以對待。因爲，延壽思想是在特定社會環境、政治條件下對宗密的繼承和發展，而非簡單的沿襲。

　　宗密時代，華嚴宗已趨於衰退，而禅宗正方興未艾。禅宗思想沿著六祖惠能開創的道路，繼續向前開拓、發展，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在這一形勢下，宗密運用華嚴圓融哲學，倡導教禅合一，就其目的而言，是要重新樹立諸佛及其經典的崇高地位和無上權威。

　　宗密對禅宗的分判，雖然尚未涉及後期禅宗各家，但對當時業已存在的南宗派系如洪州、牛頭、石頭、保唐等各宗都已提到。這些派系不同程度上發展了惠能思想，逐漸顯露出不拘教行、不立言說的激烈傾向，對傳統佛教發起了有力挑戰。這種傾向，既不利於佛教傳統教義的傳播，也容易造成與現實政治的對立。宗密不以當時最爲生氣活潑、最有發展前景的洪州禅爲究竟，而以重在言說知解的荷澤禅爲根本，雖然自有他師承方面的理由，但仍未免有所偏見。在他看來，「凡修禅者，須依經論」，「既不依經，即是邪道」；「經論非禅，傳禅者必以經論爲准」(《禅源諸诠集都序》卷一)。洪州既然激烈反對經論和言說，因此難以受他青睐。

　　宗密圓寂後，「五家禅」形成。五家禅中的一些派系受宗密「教禅一致」理論的影響，展開了與華嚴思想的融合，乃至把華嚴宗的理論納入自家體系。如曹洞宗論「五位君臣」，法眼宗說「十玄」、「六相」，都是明顯例子。一般說來，受華嚴思想影響較深的這些派系，在禅的思想理論上比較保守，在禅的風格上缺乏特色。它們與受華嚴圓融學說影響較少的臨濟禅相比，無疑要相形見绌。

　　由於禅宗在宗密時代正處於上升時期，百花盛開，異葩競放，所以宗密的禅教一致學說，畢竟影響有限。真正對後世佛學乃至全部後期中國佛教産生深遠、持久、全面影響的，當是永明延壽及其《宗鏡錄》和《萬善同歸集》。這要從時代和社會的需求說起。延壽所生活的五代宋初是中國因史的重要轉折時期，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開始由前期向後期轉代，爲與此轉變相適應，中國佛教面臨著新的課題、新的選擇。

　　唐武宗「會昌滅佛」以及唐末五代的長期戰亂，使佛教各宗派的章疏曲籍遭受嚴重破壞，散佚頗多；而從印度、西域傳入的佛教經典的傳譯工作，至隋唐已大體完備，譯經事業進入了消沈時期。唐中葉後，佛教各宗派紛紛走向衰微，唯有禅宗迅速成長，蔚爲大宗。各宗派的衰退，迫使佛教自身展開反省；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也要求佛教面對現實。因此，五代宋初的佛教，一方面是對隋唐佛教的反省和總結，另一方面又是對宋代佛教的醞釀和構思，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

　　五代時期，北方地區兵革時興，戰亂頻繁，各代王朝爲整頓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秩序，普遍對佛教采取較爲嚴格的限製政策。其結果，加強了世俗權力對佛教思想的幹涉和影響，並開拓著宋以後佛教進一步適應社會需求的新環境。

　　延壽的在的吳越地區，受戰爭破壞較少。吳越諸王(曆五世七十二年)以杭州爲中心，大力推行佛教，致使一向以長安、洛陽爲中心的佛教轉向以杭州、揚州、廣州、福州爲中心開展。杭州一帶本是天臺宗圓融哲學流傳的地區，吳越佛教在錢氏諸王的關心下，走著對內圓融、對外調和的道路。錢镠不僅廣招佛教各宗僧侶入杭州，而且還召集各地著名道士於幕下。錢弘叔既尊崇禅宗僧侶天臺德韻，「伸弟子禮，尊爲國師」(《釋氏稽古略》卷叁)，又禮遇天臺宗僧侶螺溪義寂，召他「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佛祖統紀》卷十)。他還倡導儒、釋、道叁教合一。在爲《宗鏡錄》所作的序文中，他寫道：

　　「詳夫域中之教者叁。正君臣、親父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兮寥兮，視聽無得，自微妙升虛無，以止乎乘風馭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之則延贶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谛、十二因緣、叁明、八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達真常，釋、道之宗也。惟此叁教，並自心修。」

　　這就是說，儒、釋、道叁教可以由心加以統一，延壽的《宗鏡錄》既然以心爲根本，當然也就能獲得同樣的功效。由於吳越佛教發展了中唐以後佛教內部融合的傾向，從而也就爲宋代佛教的進一步全面融合奠定了基礎。延壽學承禅宗法眼宗，而又將天臺、華嚴教義以及淨土往生思想結合，《宗鏡錄》一書保存了各宗思想資料，闡述了各宗基本教義，貫徹了作者的融合調和思想，這是該書爲錢弘叔所重視的主要原因。

　　北宋的統一，要求禅宗放棄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展開的路子，敦促它由激烈走向平穩，由革新回歸傳統。爲此，禅宗不得已全力推行對內和對外的各種調和統一活動。延壽的《宗鏡錄》發端於五代後期，成書於北宋初年，它的以禅教一致爲中心的圓融思想，順應了這一由分裂而走向統一曆史趨勢和時代要求。如果說宗密《禅源諸诠集都序》等著作中所首倡的禅教一致說，是在禅宗正以革新的姿態，向傳統展開猛烈沖擊的形勢下，爲了保證中國佛教循規蹈矩的發展，以及進一步實現與儒家思想的融合調和，而主動采取的措放出；那麼，延壽《宗鏡錄》所發揚的禅教一致說，則是在佛教走向衰退，禅宗思想開始蛻變，儒學呈複興氣象之時，因而作出的一種反應，其目的在延續佛教自身的繼續存在，並發揮更爲廣泛的社會影響。

　　從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看，不同曆史時期的佛教，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特點。南北朝時期學派紛爭，隋唐時期宗派並列。隋唐宗派各具特色，即使宗派內部也有意見分歧，如禅宗各派往往「語帶宗眼，機鋒酬對，各不相辜」(《宗門十規論》)。自宗密提倡禅教一致，延壽在此基礎上大力予以發揚，並通過《萬善同歸集》等推出禅淨合一論，從而使宋代佛教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這就是致力於模糊宗派分歧，消融宗派特色。宗教思想是社會現實的折射反映，中國佛教從唐末五代禅宗的力主「自力」、「頓悟」，轉向宋初禅教一致乃至禅淨合一實修，曲折地反映著時代的變遷。

　　近代以來，物質文明飛速發展，人類對科學技術的依賴日益增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知識正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物質文明將精神文明擠壓到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地球在縮小，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狹窄。在科技發達和物質繁榮的掩蔽下，人類面臨著業重的挑戰。這種挑戰並非來自宗教思想，而是來自物質文明自身。過份依賴於科技進步、追求物質享受，必然造成人類精神生活的空虛和疲勞，喪失對自心的信心，出現種種思想和行爲上的失調。這種現代文明下潛伏的危機，早已爲當代東西方一批哲人所指出。如池田大作認爲，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嚴重破壞，遭受自然界報複的危機；二是人自身精神田園的荒蕪，心理失調、道德淪喪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尤其是世界大戰的危險。這兩個方面，都因片面追求物質利益、征服自然以滿足人類欲望而致。

　　佛教思想並不忽視物質文明的建設，大乘佛學分開號召菩薩掌握工巧技術醫方明，豐富和便利物質生活，饒益衆生。但是，物質生活的建設，不能脫離精神生活的淨化。在當今世界，有必要淨化人心置於更爲重要的地位。只有淨化人心，才能淨化人生，才能消除種種社會弊端，導人向善。《宗鏡錄》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産物，它闡述的是人的內在精神的一面，無疑將有助於對治當代物質文明所帶來的諸多困擾。

　　《宗鏡錄》明示「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並引經論叁百部，以「證成唯心之旨」。可見全書的核心是在「一心」的闡述上。在延壽看來，「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諸法，無有欠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無別心」(《宗鏡錄》卷二)。「心」既是認識宇宙世界、一切萬物的根本，又是完成個人修行的出發點。他又說，「此論見性知心，不廣分宗判教，單提直入，頓悟圓修，亦不離筌蹄而求解脫，終不執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華嚴，即示一心廣大之文；若依宗即達摩，直顯衆生心性之旨」(《宗鏡錄》卷叁十四)。無論華嚴還是禅，都以心性爲自宗主題，然後展開佛教「見性知心」的修行。

　　《宗鏡錄》演說「立心爲宗」，此心的把握，便具有特殊意義。「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衆生自心之體，靈知不昧，寂照無遺」(《宗鏡錄》卷一)。根據這一觀點，世人只須返顧「靈知不昧」的自心，便具「頓悟圓修」的功效。由此而對天地宇宙、社會人生有一總體的認識，不再陷於苦惱而無法自拔，精神自然輕松，內心必然平靜，同時也不致因物質的利誘而喪失理智，道德墮落、紙醉金迷、貪汙受賄、作女犯科等社會問題定將好轉。「自心之體」的確認使人們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認識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統一關系，進一步完善道德，踏上成賢成聖之路。

　　當今世界，過份依賴於西方的物質文明，在人類內在精神生活領域確實日趨貧困，爲此，一些有識之士，包括西方的哲人，已經向人們提出警告，如不學習東方文明，西方將走向毀滅。東方文化保持著自己民族的獨特風格，具有西方文化無法取代的廣博，並日益表現出它的生命力。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重視生命本身的意義，關注人類的終極問題，強調精神生活的完善，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不斷充實人生。這與西方文化所持的主客二元對立、較爲注重物質生活的傳統很不相同。《宗鏡錄》的內容典型地表現了上述東方思想特征。《宗鏡錄》既「禅尊達摩，教尊賢首」，故全書大量引用了禅宗大師語錄，介紹了禅宗基本思想。而禅宗作爲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難免受到傳統文化洗禮。延壽引六祖惠能語錄雲：「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孤疑。心外更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汝莫觀淨及空，其心此心無二，無可取舍。行住坐臥，皆一直心，即是淨土。」又引南嶽懷讓語錄雲：「達摩西來，唯傳一心之法。叁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汝可隨時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複如是。」(《宗鏡錄》卷一百)從這裏可以看到禅宗僧侶對待人生的態度，他們充滿自信，既嚴謹又達觀。馬祖道一常說，「平常心是道」，則進一步簡潔地道出了人生應取的正確態度。由此發端，一切煩惱、向外追求、榮華富貴、爾虞我詐，當可不複存在，生活將會變得充實、諧和、平靜。精神境界上的升華對於現代來說，既刻不容緩，不困難重重。《宗鏡錄》中的某些論述，也許有助於利欲熏心者找到自己的出路。

　　從思想方法上說，《宗鏡錄》與傳統的東方思維一致的。這是一種直觀的、綜合性的方法。由這種方法而産生的，則是寬容、調和的精神以及廣大的包容性。《宗鏡錄》卷帙浩繁，內容龐雜，既有印度經論，又有中國論疏；既有華嚴和禅，又有法相唯識、天臺、叁論。但是，最終將這些引證和闡述歸於「一心爲宗」，這就是後來雍正皇帝所概括的「大小齊觀，宗教一貫」(《禦選語錄·永明編序》)。永明延壽雖系禅宗法眼宗傳人，但他不固執宗派立場，采取調和各宗派思想的態度，並在《宗鏡錄》中使用綜合方法，將他所認爲的各宗優點，一一提煉，歸納統一，得出「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的結論。這種思想方法與傳統的中國儒、道兩家的思想方法是不相違背的。正因爲如此，才有曆代各類「叁教一致」說的提倡，才有宋代叁教合一的完成(理學)。季羨林先生指出。，東方的這種思維遠化比西方的廣博，並且深信，東方文明將要取代西方文化(見《群言》)，一九九一年第五期)。筆者以爲，這一預言終將會得到事實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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