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新中國

　　巨贊法師

　　佛教在新中國，對海外某些關心佛教的人士來說，可能是一個謎，但是這個謎最近已被打破了。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緬甸代表團團長德欽哥德邁居士回國以後，拿出新中國佛教界送給他們的銀塔、金佛像以及錦匣裝璜的佛經給記者們看，並且說：“帝國主義者說新中國沒有宗教是騙小孩子的話。”的確，用暴力消滅某一個民族或某一個國家裏面的宗教信仰是十分荒謬的事情，恩格斯反對于前，列甯斯大林繼續反對于後，所以蘇聯現在還有非常合理的宗教團體和製度。帝國主義者爲了欺騙人民達到他的侵略目的，說新中國沒有宗教，真是仰面唾天，心勞日拙。事實上，新中國的佛教比以前更好了。圓瑛老法師在1 952年10月1 5日北京廣濟寺召開的佛教座談會上說：

　　佛教在中國有悠久的曆史，曾在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上發生過很大影響，佛教信徒在中國人民中還不少，一部分勞動人民特別是婦女，尚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信仰佛教。佛教在蒙古民族尤其是西藏民族中享有很高的信仰。解放以前，中國佛教是受著種種限製和遇到很多困難的，如寺廟經濟依賴著封建的土地製度，寺廟常遭受國民黨反動政府反動軍隊的破壞。而一部分外國傳教士也常常攻擊和誹謗佛教，如他們在傳教的時候攻擊我們佛教徒是偶像崇拜者是迷信。著名佛教文物遭受嚴重的破壞，如雲岡、龍門等地佛像的頭部大都被敲斷了搬運到紐約、倫敦的博物館裏去，敦煌的古寫經卷也大都被偷走，不能歸還，這是我們中國佛教徒非常痛心的事情。

　　解放後，情況完全改變了，佛教得到真正的信仰自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條規定中國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完全保障此種信仰自由。回憶製訂這個綱領的時候，就有各宗教的代表參加，佛教就有巨贊法師和趙樸初居士作代表。佛教徒不僅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也得到參加政權的機會，提高了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全國各省市以及一部分縣的人民代表會議，都有我們佛教徒參加，巨贊法師就是北京佛教界全體投票選舉出來參加北京市第四屆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宗教與宗教之間诮除了隔膜，佛教文物得到切實的保護，一九五0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會頒布了保護古文物的指示，其中指出要保護廟宇碑塔雕塑石刻等建築，寺廟經費從封建的土地製度解放出來以後，僧尼生活一部分取給于信徒的布施。一部分由政府補助。如北京各寺廟老弱僧尼，由政府補助生活費用者，共有一百余名。關于寺廟的修理，政府正以大力進行，各地的名寺古刹如北京的廣濟寺、雍和宮、上海市的玉佛寺、靜安寺都煥然一新，杭州正在修理靈隱寺。這說明宗教信仰自由在共産黨領導之下的新社會裏是能夠充分獲得的，因此新中國佛教徒都能夠非常安心地過他們自己的宗教生活，如講經、修定、祈禱、培養僧尼和一般信徒的精神教育則一直在各地分別舉行，並無間斷，佛教習慣，佛教清規也都得到應有的尊重。我們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如北京的《現代佛學》，上海的《覺訊》等雜志來弘揚教理。現在我們正在考慮加強佛教活動的計劃。

　　中國佛教徒既獲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他們與新中國其它各界人民一樣也熱愛祖國。由于熱愛祖國，所以各地佛教徒自動訂立愛國公約，參加愛國運動， 自覺自願地進行愛國主義的學習-新中國的佛教徒認爲參加愛國主義的學習和參加愛國主義運動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種方式，與佛陀遺教並無違背。因爲新中國是人民政權，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佛教徒都應該做，這樣才能和全體人民打成一片，能使大家認識佛陀的真精神以擴大佛陀的影響。中國佛教徒在解放以後的一切工作，大都本著這個精神做的。”

　　圓瑛老法師今年已經75歲了，在佛教界內一向足屬于保守的一面，解放之初，他不明白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究竟要怎樣搞法，他也不明白佛教在中國究竟有無前途，所以有一個時期曾經閉門謝客，不問時事，態度是相當消極的。可是後來新中國的每一件事實都證明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堅強的站立起來了，佛教也得到了充分的信仰自由，所以他仍舊在上海講經，辦法會，而盛況不減當年，此次又不辭辛苦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他于1952年9月16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招待錫蘭貿易代表團的宗教座談會上發言道：

　　我做了五十多年的佛教工作，但直到最近的二年來，我才有一個認識。這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國家裏才可以獲得、這個認識，過去是沒有的，而是由于我叁年來的親身經曆，一天一天地確定起來的。我回想到自己過去五十多年爲佛教而工作的曆史，跟今天對比起來，我感覺到我現在很幸福。今天在人民政權下，過去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達到的、關于佛教自由與權利的要求，已加倍地實現了!而尤其可寶貴的是：叁年來社會的道德，普遍提高了、“爲人民服務”一句話，成爲每個人思想行爲的標准了，因而大大地降伏了自私自利的心理，大大地發揚了互助互濟的精神。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佛教徒弘法利生的工作，便能夠正確而順利地進行

　　何以故呢

　　因爲現在社會上所不許作的，也正是佛教的戒律上所不許作的；社會上所提倡作的，也正是佛教的教義上所提倡作的。釋迦牟尼佛，所教訓我們的“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的道理，在今天和我國全體人民共同努力得到了一致。

　　圓瑛老法師的這一番話，正是代表了新中國廣大佛教信徒們的認識與感想，今後新中國佛教的面貌如何，也可從這裏想象得出來。最近中國佛教界著名的活佛、法師、居士：虛雲(113歲的禅宗大德)、喜饒嘉措、噶喇藏(內蒙古甘州寺大活佛)、圓瑛、柳霞·土登塔巴(西藏致敬團團長)、丹巴日傑(西藏劄什倫布寺大堪布)、羅桑巴桑(五臺山劄薩喇嘛)、多吉占東(西藏薩迦寺大卓尼)、能海、法尊、巨贊、陳銘樞、呂激、趙樸初、董魯安、葉恭綽、林宰平、向達、周叔迦、郭朋等二十人在北京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並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五兩日舉行發起人會議，與會的各位發起人，包括漢、藏、蒙、滿、苗五個民族成分，來自西藏、內蒙古、西北、西南、中南、華北、華東等地。會前，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長李維漢先生招待各位發起人，就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作了解釋，並對大家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表示予以支持。他說：“叁年來全國各項偉大的人民運動都獲得了輝煌的成就，各地佛教人士也多參加了運動，在佛教界初步劃清了敵我界限，這是很好的現象。值此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之際，希望愛國的佛教徒團結起來、繼續劃清敵我界限，與全國人民結成牢固的統一戰線，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爲建設祖國與保衛世界和平而努力。”座談時，全體發起人對李維漢部長的談話都表示同意。會議時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先生應邀出席指導，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趙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處長何成湘亦應邀出席參加。各位發起人在發言中都熱烈廣泛地交換了有關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的各種意見。喜饒嘉措說：“我們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這是全國佛教徒的一大喜事，我們衷心擁護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今後我們要更加加強邊疆與內地佛教徒的聯系，使全國佛教徒在建設祖國與保衛和平運動中進一步團結起來。柳霞·土登塔巴說：“我們感謝毛主席對西藏人民的關懷和愛護，使我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西藏是中國佛教的聖地，絕大多數人民都信奉佛教，我們回到西藏後，一定要將這次會議的各項決議傳達給拉薩的叁大寺院。”各位發起人並詳細研究和討論了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的宗旨、任務與組織等事宜，大家一致認爲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的宗旨爲：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與各地佛教徒聯系協進弘法利生事業。會議最後通過“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全文如下：

　　中國人民的解放，給予了中國佛教以滌瑕蕩垢，重見光明的機會。

　　叁年來，人民中國的一切，是值得佛教徒熱情歌頌的。我們歌頌廣大地區經濟改革的成就，使佛教徒不再爲封建經濟所束縛，而得以恢複持戒精進的生活，我們歌頌鎮壓反革命，尤其是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勝利，使佛教徒得以分清邪正，警惕陰謀而護持宗教的純潔；我們歌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運動，使佛教徒有了報國土恩、報衆生恩的殊勝因緣；我們歌頌宗教信仰自由之日益得到切實而周到的保護，我們歌頌民族政策之正確而完善的執行，使所有信仰佛教的各民族兄弟們都能夠在這一友愛的大家庭中和衰共濟，弘法利生。我們歌頌這一切，我們感謝這一切的領導者——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同時我們也引以自慶，因爲佛教徒在這一切成就中，也貢獻了一部分的力量。

　　爲了更進一步發揮我們的力量以迎接我國即將開始的大規模建設，和繼續加強保衛世界和平運動，我們感覺到需要一個聯系全國佛教徒的組織，而且我們認爲在今天的因緣，已經成熟。

　　因此，我們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以團結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運動，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與各地佛教徒聯系協進弘法利生事業。我們已于11月5日在北京舉行了發起人會議，准備在適當時期召開成立會，邀請各方面佛教人士參加，並決定先行設立籌備處，負責與各方面聯系協商及其它有關籌備工作。

　　我們相信我們的發起，將會得到各地佛教同人的同情和協助。我們誠懇地企盼著諸方大德的指教。

　　中國佛教協會的發起，普遍地鼓舞了全國佛教信徒們愛國愛教的熱情，大約在1953年佛誕節前，中國佛教協會可告成立。今後新中國的佛教事業，將一天一天向前邁進，前途光明，可以預蔔。

　　1952年12月于北京廣濟寺

　　(原載1953年1月1日香港《大公報》)

《佛教在新中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