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之初的“楚獄”問題

　　巨贊法師

　　佛教傳入中國，通常都以爲是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因夢見金人而遣使西行求法，十年還漢，中國才有佛法。可是《後漢書》卷四十二《楚王英傳》上說，在永平八年的時候，楚王英爲了響應“入缣贖罪”的诏令，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叁十匹以贖愆罪。明帝下诏回答道：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足見佛教傳人中國，必然早于永平初年，而楚王英是我國佛教史上信佛最早的著名人物，所以《後漢書·西域傳》上說：“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這大概是確實的。

　　不過到了永平十叁年，楚王英就以大逆不道被廢徙丹陽泾縣，十四年，自殺。《楚王英傳》內又說：“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這樣大的案件，究竟與佛教信仰有無關系，被所謂“辭語相連”的人，是否都是佛教信仰，自然要引起佛教史家的猜測。因此有人認爲，由于楚王英提倡佛教，信從他的人很多，因而造成一種聲勢，刺激了明帝，所以才派遣使臣西行求法，這與其說是信仰佛教，不如說足爲了和楚王英爭取群衆。從這一猜測出發，被“楚獄”牽累的人，自然也都成爲佛教徒，或者說楚王英門下的信佛之徒全成爲缧绁之人了。但是曆史事實是否如此，似猶有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想可以先從漢明帝的爲人談起。《後漢書》卷叁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所謂“察察”和“苛切”，雖然大體上描繪了漢明帝的爲人，其實已經爲他加工粉飾了，漢明帝的爲人，實際上是很難用“察察”或“苛切”說明的。《鍾離意傳》雲：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诋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菘，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 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後漢書》卷四十一)

　　在封建時代，帝王稱爲天子，其尊嚴可知，而漢明帝居然親自動手打人，這還成什麼體統。因此鍾離意上疏谏爭，其中有雲：“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毒害彌深。”這是當時的政治情況，而足漢明帝帶頭造成的。漢明帝爲了推行他的苛政，還創設了許多刑罰。如《陳寵傳》雲：

　　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于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于诋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帝敬納寵言。……遂诏有司絕钴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後漢書》卷四十六)

　　又，《左雄傳》雲：“孝明皇帝始有撲罰， 皆非古典。”所謂“撲罰”即捶撲，爲九卿大臣而設。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後漢書》第六十一卷)這是在所謂犯官聽到傳呼，快步上前的時候打他，似乎比《水浒傳》上牢獄中的殺威棒還要可惡。捶撲的刑罰，一直拖延到漢順帝的時候才廢除。

　　漢明帝對于臣民如此殘暴，而他自己則裝扮得非常儒雅。他經常親自在太學正坐講學，而令“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後漢書》卷七十九)。又自製“五行章句”，令桓郁校定，並對桓郁說：“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子幾人能傳學

　　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居然以道統自任，可見漢明帝是一個好自用而又十分偏激刻毒的人。

　　其次，再研究一下當時侯王造反的叁種情況。第一種足本人確有反意。如廣陵思王荊在光武死後，哭不哀而僞造書信，勸說東海王強擁戴他爲天子。後來又對相工說：“我貌類先帝，先帝叁十得天下，我今亦叁十，可起兵未

　　”相工告密，荊惶恐自系獄，得到寬大處理而仍不肯改，使巫祭祀祝詛，妄圖造反，有司舉奏請誅， 因而自殺(《後漢書》卷四十二)。

　　第二種是本人並無反意，而是侍從們想升官發財，曲意製造出來的。如《梁節王暢傳》雲：

　　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蔔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谄媚雲，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征暢詣廷尉诏獄，和帝不許。……暢慚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後漢書》卷五十)

　　劉暢謀反的案件，幸而發生在和帝時代，所以得保首領。

　　第叁種是完全出于邀功者的誣陷。如《陳愍王寵傳》雲：

　　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惜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情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诏赦寵不案。(《後漢書》卷五十)

　　師遷本想用誣告討好朝廷以圖升官，結果反而人頭落地，可謂自作自受，不過從這裏可以知道，封建時代的官場，確實足荊棘滿途，黑幕重重的。

　　楚王英的謀反在上述叁種情況中，究竟是屬于那一種

　　我以爲足第二種。因爲楚王英從小就與漢明帝交好，在永平八年，即進爵爲王以後的二十五年，尚無謀反之狀，此其一。謀反案件的揭開，由于永平十叁年“男子燕廣”的告密，而告密的罪狀和其後有司案驗的奏請是大有出入的，此其二。《楚王英傳》上說，男子燕廣密告“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造作圖谶，有逆謀事”。這在當時上下迷信圖谶的環境裏足習見不鮮，不能作爲謀反的確實證據的。可是在有司案驗之後的奏請裏，就成爲“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罪行嚴重的反叛首領了。但是這個所謂“嚴重”，是否就是上面所引《陳寵傳》中“尚書決事率近于重”的重呢

　　我以爲是的。《後漢書》卷八十一《陸續傳》雲：

　　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太守尹興使續于都亭賦民檀粥。……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即明帝)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征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勳及掾史五百余人詣洛陽诏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觇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覺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饷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

　　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谒舍，續母果來。于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裏，禁锢終身。

　　這一段描寫當時決獄的情況，非常生動，所以把它完全錄下來，從而對于所謂“楚獄”得到叁種重要的認識：第一，尹興在饑荒之歲令陸續賦民粥，有愛民之心，似不失爲“善士”；第二，陸續和梁宏、驷勳等深愛尹興之賢，又確知尹興沒有參加楚王英的反叛集團，所以備受考掠而終無異辭；第叁，漢明帝得到的所謂反叛名冊，它上面所開列的人名都是天下善士，而這些善士本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已登入楚王名冊，與楚王也無多大聯系，或者竟不相識，所以尹興的冤獄經過陸續等堅持，真相大白，終于得到赦免。

　　與尹興的冤獄相似的足薛漢和焦贶的案件。據《後漢書·儒林傳》上說：永平中，薛漢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當然也是“善士”，所以上了楚王英的名冊，因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後漢書》卷叁十一《廉範傳》雲：

　　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範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範入诘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範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

　　範叩頭曰， 臣無狀愚戆，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

　　這一段記載告訴我們，漢明帝親自審理楚王英的反叛案件，並且不准收屍。而廉範的行爲也和陸續仿佛，可能由于薛漢無辜受害，義憤填膺，所以有此義舉。

　　又，《鄭弘傳》雲：

　　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贶。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沒，妻子閉擊诏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鐵質詣阙上章，爲脫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後漢書》卷叁十叁)

　　這一段記載當中明明說足：“以疏引贶”，當然也是根據名冊逮捕的，而鄭弘上書爲贶訟罪，可見有冤可伸。又鄭弘爲焦贶訟罪之後，“拜爲驺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如果說師徒之間可能互有影響的話，那末焦贶未始不足一個“善士”。王充《論衡》卷一《累害篇》雲：“焦陳留君兄，名稱衮州，行完迹潔，無纖芥之毀。”《集解》引悼廣雲：“袁宏後漢記，鄭弘事博士陳留焦贶。……知此文當足陳留焦君贶而僞倒也。”此焦贶爲善士之又一旁證。從這叁樁案件上，可以知道，有司奏請上所說的“擅相官秩”等等，大概是根據這個善士名冊編造出來的。

　　那末，楚王英爲什麼要陰疏天下善士，造此名冊呢

　　我以爲楚王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似乎還不失爲一個有頭腦的人。因此，他面對著刻毒的明帝和上下離心的朝政，心裏不能不有所警懼，因而想摸一下治亂的底細，所以就把當時各地方當局在治績上有一套辦法的人如尹興、薛漢、焦贶之流，錄下了名單，這就是所謂“陰疏天下善士”。可以說，楚王英造善士名冊，目的不足爲了造反，否則，他又何必單疏善士呢

　　不過他也不能不受時代和環境的限製，因而也就相信符瑞和圖谶，所交往的人也不免過于龐雜，例如男子燕廣告密中提到的王平顔忠，就不足正人君子。《寒朗傳》雲： 永平中，以谒者守侍禦史與叁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顔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注謂形狀也)獨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

　　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後漢書》卷四十一)

　　王平顔忠爲了想洗刷自己，誣陷四侯，正人君子必不如此。象卞忌、王禮那樣蠱惑楚王英造反的，必是此等人。楚王英有此弱點，又遭逢刻毒的明帝和“以苛刻爲俗”的政治局面，所以這一案件，在當時牽連極廣。《鮑昱傳》曰：

　　肅宗(即漢章帝)召昱問……對曰，……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後漢書》卷二十九)

　　又《袁安傳》曰：

　　永平十叁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複考，，明年叁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系者數個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余家。(《後漢書》卷四十五)

　　可見爲了考察楚獄，除在洛陽審理外，又在汝南，楚郡等地審理，規模之大可知。其中如鮑昱、袁安雖然主持了公道，而沒有獲釋的人，不一定都有“明驗”。因爲寒朗對漢明帝說：

　　臣見考囚在事者，鹹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製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鮑昱、袁安要想釋盡楚囚，使無冤屈，也是不可能的。而那許多最後還不能不冤沈海底的人，恐怕大都是冊上有名，而又無陸續那樣的下屬替他聲辯的“善士”。這許多人都與楚王英沒有什麼聯系，很難說他們是佛教信徒。所以不能因爲“楚獄”牽連極廣，而就以爲楚王英因信佛而造成了聲勢。

　　誠然，楚王英在“謀反”之前是有一部分信佛的群衆的。如永平八年，漢明帝的诏辭中有“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之語，不過，就當時各方面的情況看來，所謂伊蒲塞、桑門的人數可能不多，而其中的伊蒲塞，一定有楚王英的眷屬在內。但是楚王英的眷屬並沒有因“楚獄”而陷身缧绁。因爲《楚王英傳》上說，楚王英雖然廢徙丹陽泾縣，而仍“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胪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辎耕，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後勿上玺绶，留住楚官。”所以說楚王英門下的信佛之徒全成爲缧绁之人，也是沒有什麼根據的。

　　從“楚獄”的曆史資料上，所了解到的楚王英信佛的情況與聲勢，如上所述，實際上漢明帝沒有爲了和楚王英爭取群衆而派遣使臣西行求法的必要。至于漢明帝爲什麼要派遣使臣西行求法，或者是否真有此事，則中外曆史家和佛教史家已經討論得很多，擬另爲文詳之，不贅。

　　(原載1 962年7月19日《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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