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佛教叢談

　　佛教是怎樣傳到北京來的

　　佛教傳入中國有悠久的曆史。一般認爲，佛教正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後漢書·楚幹英傳》載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足乎

　　””于足明帝派人到西方求法，十年後歸，中國從此有了佛法。

　　但《後漢書·楚壬英傳》又載：“(永乎)八年(六五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英遺郎中令奉黃缣白纨叁十匹諸國相曰：“托在藩輔，過惡積累，歡喜大恩，奉送缣帛，經贖愆罪。”國相以聞，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

　　既然當時楚王英巳供養著“伊蒲塞桑門”，就說明佛教傳入中國並非在所謂明帝遣使求法之後。此外，漢明帝爲人殘暴驕矜，“公卿大臣數被诋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菘，以杖撞之。”明帝以天子之尊，竟有動手打人之事，可見其暴。但他又經常做出儒雅岸然之態，端坐太學，令“諸儒執經問難如前”；並曾親自做“五行章句”，令桓郁校定。明帝對桓郁說：““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

　　”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可見漢明帝不僅白比孔子，而且還以孔子道統繼承者自居。《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明帝既尊孔孟之道，怎麼會派人到外域求法呢

　　關于這個問題，我曾在1962年的《文彙報》上發表過文章，這裏不多說了。

　　上面提到的楚于英，足漢明帝的親弟弟，在當時的王公貴族中最先信仰佛教。永平十叁年(70年)，有人告發楚于英謀反，“楚獄”由此大興，牽連數千人。但因明帝與楚王英兄弟之情甚厚，楚王英雖被充軍丹陽郡泾縣(今安徽省宣城縣)，仍“賜湯沐邑五百戶”，他供養的佛徒，也獲准同往。楚王英的待遇，使佛教由洛陽傳播到中國東部的丹陽。最近，在古丹陽以東的江蘇海州，發現古代遺留的佛教摩崖造像，經專家鑒定爲後漢遺物。這可能就是楚王英當年傳播佛教的成果。《後漢書·西域傳》載：“楚王英始信其術， 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隨轉盛。”這大抵說明了佛教最初在中國的傳播情況。

　　叁國時徐州牧陶謙部下有個名叫笮融的督糧官，丹陽人，足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曾在徐州修建了一座可容叁千人的大廟，並在一次“浴佛節”中對萬余佛教徒布齋。從丹陽到海州，要經過徐州。海州與徐州，一處發現了當年的佛教造像，一處曾有過上萬佛徒的聚會。這些都說明，後漢叁國時期，丹陽一帶已是中國傳播佛教的基地之一。

　　此外後漢桓帝時，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從安息(今伊朗)來到中國。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建甯四年(公元171年)，安世高在洛陽翻譯了很多佛經，其中大部分一直保存至今。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後直至魏明帝時代的百余年裏，洛陽的佛教逐漸興盛起來。其時，王宮旁就有一座佛寺，明帝嫌吵鬧，但並不簡單地一毀了事，而是妥善地將它遷往別處，並在原寺址修建了一座有佛家意味的蓮花池。

　　徐州和洛陽二地到北京的距離相似，一東一西，佛教可能就是從這兩個方向傳人北京的。時間當在晉代以前。潭柘寺是北京最早的佛寺，建于晉朝，到這時，北京的佛教已經相當的發展了。

　　大藏經和房山石刻

　　1962年，齊燕銘同志曾邀請湯用彤、陳垣等學術界人士，研究整理編《中華大藏經》，現在中央指示要整理古籍，《大藏經》也是其中一部。要重編《大藏經》，必須選擇好的底本。古人爲了保存佛經，把經文刻在石板上。北京房山縣石經山就保存著大量石刻佛經。房山佛經自隋末始刻，至明末才終止，前後千年之久。這是我國文化的珍藏。最初發起刻經的靜琬法師，主持刻成《法華經》等12部石經。我曾用房山的石刻《法華經·方便品》與梁朝法雲法師所著的《法華經義記》核對過，發現石經經文與法雲所引經文完全一致。可見石經足我國現在保留下來的最古、也是最可靠的佛經版本，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中國佛教協會自1956年以後逐漸將它全部拓印下來，現在還在整理之中。我們還從遼刻石經中的千字文編號上，發現《契丹藏》刻本。《契丹藏》依據北宋《開寶藏》刻成，最接近于《開寶藏》的原本。《契丹藏》共579帙，每帙10卷，計5790卷。

　　現在國內外流行的《大藏經》，是日本大正年間編的《大正藏》，《大正藏》的底本是《高麗藏》。以《高麗藏》爲底本的日本《大正藏》，質量不低，但它的校對、標點，都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我們要編印《大藏經》，有房山石經這樣可靠的底本，又可以參考《高麗藏》以及《趙城金藏》等珍貴古本刻經，因此，我們有條件編印高質量的《大藏經》。

　　關于《趙城金藏》，現在人們常常提及。這部《金藏》原存山西趙城的廣勝寺。1942年春，日本侵略者曾打算劫走運批寶貴的文物。當地黨委接到上級搶救經卷的指示後，立即組織群衆，調動軍隊全力保護搶運出境。據當時廣勝寺的住持力空法師告訴我，因搶運經卷，八路軍與敵人發生戰鬥，有八個戰士在戰鬥中犧牲了。但又有人回憶說：《趙城金藏》是在當地黨委的組織領導下，經過周密的計劃，依靠群衆，穩妥地搶運出來的。足智取，不足武奪。1949年北京解放後，這部珍貴文物運到北京圖書館。但因《趙城金藏》從廣勝寺轉移出來之後，在山洞礦井裏藏了幾年，大都受潮發黴，有的已經揭不開了。後來，我們用棉紙將《趙城金藏》整理修補了。當這部《金藏》還在趙城時，我的一位同學曾對這部經卷進行過調查，寫了一本《金藏雕印始末考》。當時，他親眼見到的《金藏》共4951卷。佛教界爲保藏這都珍貴的《金藏》做了一些工作。

　　《金藏》足個名叫崔法珍的女居士(後出家爲尼)，以募捐所得的款項在山西刻印的，這項工作開始于1149年(皇統九年)，完成于1173年(大定十叁年)，前後達二十余年。後來，又曾運到北京，在法源寺東邊的聖安寺裏參照北宋的《開寶藏》補刻。

　　此外，明建國後，曾先後在南北二京刻印過《大藏經》，分別稱爲《南藏》、《北藏》。清朝也刻過《大藏經》，稱作《龍藏》。還有明末清初刻存于嘉興的《嘉興藏》。這些部爲我們整理一部《大藏經》提供了優裕的條件。

　　元、明兩代的幾位奇僧

　　元代名臣耶律楚材，原也是個佛教徒。他的師父是萬松行秀禅師。現在西四南路西側有個“萬松老人塔”，就是他的墓葬。

　　萬松行秀是佛教支派“曹洞宗”的大師，同時也深通儒家經典。耶律楚材從萬松行秀學佛叁年，十分刻苦，大寒大暑亦不間斷。萬松行秀給耶律楚材授法名“湛然居士”，用“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的主張教導耶律楚材。萬松行秀對耶律楚材的影響足巨大的。“曹洞宗”傳入日本後，也有很大影響，他們中經常有人宋北京參拜“萬松老人塔”。萬松行秀在中日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中，至今仍起著積極的作用。

　　北京西長安街旁，原有一座雙塔寺，是北京居民所熟悉的古建築。原雙塔寺中有九層和七層塔各一座。九層塔足元代海雲佑聖國師的墓葬；七層塔是元代可庵國師的墓葬。塔拆除後，兩位法師的骨灰及一些遺物都由有關部門收存。

　　忽必烈即位前，手下有個名叫史天澤的元帥，對海雲十分仰慕。經他的引見，海雲見到忽必烈，忽必烈事之以師禮。以後，海雲曾兩度主持大慶壽寺(即後來的雙塔寺)。海雲雖身爲佛門高僧，但不存門戶偏見，主張尊敬儒家，保護曲阜孔廟，是見其豁達有見識。

　　元初的劉秉忠，原是海雲、可庵的弟子。劉秉忠得海雲的推薦進見忽必烈，論答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大爲欣賞。及忽必烈即帝位，劉秉忠參照舊典，根據當時的情況，提出了一套政治製度。忽必烈引以爲用，下诏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召還並錄用前朝舊臣和山林隱逸之士，政治氣象爲之一新。劉秉忠雖在忽必烈左右參與朝政，但仍著僧衣，保持僧人身份。他法名叫子聰，又曾當過書記，當時人們稱他作“聰書記”。以後，劉秉忠官至光祿大大，位太保，參與中書省事。後來，忽必烈親自下令，將翰林侍讀學士窦默的女兒嫁給劉秉忠，使他還俗。劉秉忠以僧人身分參與元初大政，可算得一個特別的和尚。

　　明初姚廣孝也足一個特別的和尚。他14歲出家，法名道衍，還曾從道士席應真學過陰陽術數。1381年(洪武十四年)以前，他住在蘇州穹窿山，著有《淨土簡要錄》等書。1382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爲他的兒子們請和尚當侍從，姚廣“孝被推薦到燕王朱棣那裏，很快成了朱棣的軍師。姚廣孝深通韬略，“靖難之役”從准備到進行，都有賴于姚廣孝運籌帷幄。朱棣登基，論功以姚廣孝居首，拜資善大大、太子少師。複其姓，賜名廣孝，命蓄發，不肯。他上朝著朝服，退朝穿僧衣。永樂帝爲他修造府第並賜二名宮人，他都推辭不受，始終住任雙塔寺裏。他堅持過僧人生活的態度，比劉秉忠還要堅決。除政治活動外，姚廣孝還是《永樂大典》的主修人之一，並撰有《永樂大典目錄》、《姚少師集》、《道余錄》等著作。終時84歲。朱棣爲他的喪事辍朝叁日，以僧禮安葬，並迫授上柱國、榮國公、谥恭靖。

　　(原載《北京史苑》1983年第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