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民族性

　　巨贊法師

　　一個民族的形成，不能離開宗教，總理在叁民主義裏面，已經說得非常透徹。所以宗教與民族性，有其非常密切的關系。總裁在精神總動員綱領裏面，也希望宗教徒起來站在精神動員的先頭。我們如果再考察英國和日本立國的原因，對于總裁的主張，才能更深一層地知道其爲深瞻遠矚的政治動員方案。

　　研究英國史的學者告訴我們：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所貢獻于英國的，不是1628年到1658年有的共和國政府，而是在這個政府下面，所采行的保護清教徒(Puritain)的政策。克氏自信是上帝命他領導英吉利民族，跑上新時代的“先知”，把英吉利民族造成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乃是他的責任。聖經足他的法律，聖詩和聖史是他的精神基礎。在他的眼中，只有英國才算是真正新教的國家，她負著神的使命，應把新教宣布于世界，所以不惜任何犧牲，征服了反對新教的愛爾蘭和西班牙，給英吉利民族以深刻而恒久的影響。

　　威爾哈昂(Wildh Agen)說，英吉利民族的優越性甚堅強，精勤、自治、團結和重紀律，都是清教徒之所養成，亦即英人用以統治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人口的精神工具。所以英國人總以爲英國的一切，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了這寶貴的民族自信心，誰也不能否認她還不會像法人希佛來(Siegfricd)那樣幸災樂禍地說崩潰就在目前。然而是克倫威爾之賜，清教之賜。

　　日本地小人少，本身沒有文化，其能跻于強國之列，又居然X X X X我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中華民族，事實告訴我們不足偶然的。戴季陶先生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爲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爲引起革命(明治維新)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內成功，完全是曆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所以日本人往往喜歡把“日本化”、“大和魂”幾個字，放在腦筋裏，不肯放棄。蔣百裏先生也說：“日本人以爲另有歐洲所沒有的“內在精神”——所謂“大和魂”這個東西。”據我看來，Titz論美學，嘗說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這“刹那間的異常境遇，是從佛教禅宗裏所謂悟，所謂空而來的。”而所謂“武士道”的精神，也就是大和魂寄托在武士身上的表現，“輕生死”、“重然諾”、“尚義氣”等武士獨有的特性，都是淵源于禅宗，並不是陶鑄于儒學，這也有曆史事實的證明。

　　禅宗，即所謂中國佛教，盛行于日本，約在元宋之間，忽必烈的所以沒有能夠東征成功，一方面足吃了風的虧，一方面則是鐮倉武士英雄抵抗的結果。這種英雄抵抗的精神，則養成于所謂“武家禅”。這在《興禅護國論》等書中，敘述得非常詳細，不能抹煞。其後一甯禅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東渡谕降，又引起了“公家禅”的繼起，論武家禮法的叁議正統，也是根據了禅宗的百丈清規做的。日本的能夠立國，能夠強盛，可以說足完全由于政治情感與宗教思潮的結合。宗教所具凝固民族的力量，我們足無法估計的。

　　工業革命的怒潮，把日本的封建製度沖破了，導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旋流。“町人”的卑鄙龌龊，蠅營狗苟，強X X“X X”X X X，當然更談不上“武士道”，與“武家禮法”。“XXX”的精神掃地無余，剩下的只是盲目的，XX的，悲劇性的誇大與無恥，終于自造了一個致命的國難。我們真替X X可惜!

　　前個月，省黨部方面，曾有吸引宗教界中優秀份子入黨的提案，這的確足一個異常賢明的觀點。希望宗教界能夠負責起來，用宗教本具凝固民族的力量，以加強全民衆的民族自信力，和爲國犧牲的決心，使每個國民，都像英法百年戰爭裏面的貞德一樣，奮不顧身地，擊退了魔鬼般的XX。“執柯伐柯，取則不遠”，總裁正用殷切的熱望，期待我們成功哩!

　　(原載《覺音》1 940年第1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