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太虛的人間佛教思想與近代文化啓蒙
王榮國
內容提要：太虛主張佛教的教理應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底新形態”。其人間佛教思想正是如此，既是近代文化啓蒙思潮的産物，又是這一啓蒙思潮的構成部分。太虛倡導的人間佛教是以“人”爲本的佛教，表現出對“人”、“人生”的關切；人間佛教還佛、菩薩以“人”的本來面目，廓清了“佛”、“菩薩”與鬼神迷信的界限；人間佛教強調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佛教成爲促使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助力；人間佛教強調在人間創造淨土，無須在人間之外另求淨土，這就使佛教真正貼近現實生活，貼近現實社會。這些主張體現了與文化啓蒙思潮的一致性，是文化啓蒙在佛教領域的延伸與拓展表征，同時也是太虛對傳統佛教向(近)現代佛教的創造性轉換所作的思考。
關 鍵 詞：太虛法師，人間佛教思想，中國近代，文化啓蒙
作 者：王榮國，男，曆史學博士，廈門大學曆史系、宗教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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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是中國近代名僧，也是著名的佛教改革家、社會活動家。處在整體性劇變的近代社會[1]，作爲中國傳統文化構成部分的佛教不可避免地要面臨沖擊與挑戰。面對佛教的這一困境，太虛法師反對一成不變，抱殘守缺，反對“執死方以醫變症”，主張“佛教的教理，是應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底新形態。”[2]文化啓蒙是中國近代影響最爲深遠的文化思潮。太虛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近代文化啓蒙思潮發展的背景下産生與出現的，也就必然與中國近代文化啓蒙精神相契合。現謹陳淺見以就教于方家。
中國封建的專製集權製到了宋明時期已達到了巅峰造極的境地，而程朱理學則從思想文化領域提出要“存天理，滅人欲”，表現了對“人”的極大漠視，並造成對“人性”的抹殺。中國近代資産階級進步知識分子在進行文化啓蒙時，對此展開批判同時張揚“人”與“人性”。太虛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就體現了對“人”的關懷。太虛法師提出“人間佛教”思想之前，倡導的是“人生佛教”。太虛說：““人生佛學”者，……從“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發達爲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現代的人生化、群衆化、科學化爲基，于此基礎上建設趨向無上正遍覺之圓漸的大乘佛學。”[3]可見太虛主張的“人生佛教”，注重“人”，以“人生”爲出發點，以“現代的人生化、群衆化、科學化”爲基礎試圖建設新的大乘佛學。太虛在《人生佛教之目的》中也說：“舊行之佛教，厭離現實人生之心切，每重求後世之勝進或無智生寂滅……每與現實脫節，不能圓顯佛法之功效。今倡人生佛教，旨在從現實人生爲基礎，改善之，淨化之”。[4]1934年，太虛法師發表《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一文明確提出“建設人間佛教”的主張。那麼，“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是怎樣的關系呢？太虛的學生印順說：“我們應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間的佛教。”[5]說明“人間佛教”與“人生佛教”有著一以貫之的“真義”。筆者認爲，其“真義”就是對“人”、對現實人生的關注，可以說太虛的“人生佛教”是其“人間佛教”的思想基礎。事實上，無論是“人生佛教”還是“人間佛教”從根本上說都是以“人”爲本的佛教，誠如有的論者所說：人間佛教，顧名思義，便是要把佛教引向現實人生中來，倡導“人本佛教”，要佛教爲現實服務。[6]因爲封建時代的傳統佛教關注人死後之事，忽視對現實中“人”、“人生”的關懷，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則相反，表現了對“人”、“人生”的關切。這與近代資産階級文化啓蒙對“人”的張揚是一致的。
清除封建蒙昧主義是近代文化啓蒙的主要任務。封建鬼神迷信是封建蒙昧主義的主要表現。封建社會後期，由于中國佛教的民間化，造成佛教與民間諸神信仰相混相雜的現象，使佛教籠罩在鬼神的迷霧之中。與此針鋒相對，太虛法師張揚人間佛教。他指出，“佛菩薩不是鬼神”。[7]太虛在《人生的佛教》中說：“以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爲，推動整個的人生向上進步、向上發達，就是菩薩，亦即一般所謂賢人君子；再向上進步到最高一層，就是佛，亦即一般所謂大聖人。故佛菩薩，並不是離奇古怪的、神秘的，而是人類生活向上進步的聖賢。”[8]其後，他在《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中說：“佛是天竺——印度——的話，此雲覺者，與中國聖人的意義略同。故佛非宇宙萬有的創造者，亦非宇宙萬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萬有實事真理的覺悟者”。就是說“佛”並不是宇宙主宰者與造物主，亦即神靈，而是覺悟了宇宙真理的聖人。太虛又說：“菩薩，……梵雲菩提薩埵，此翻爲求覺的有情衆生，即隨佛修學、立志成佛的佛弟子”。[9]就是說，菩薩是“求覺的有情衆生”，是立志成佛的佛的弟子。顯然，在太虛法師看來佛、菩薩都是人，只不過是比普通人富有智慧與覺悟。太虛說，如果信佛“不明佛之真相，雖信佛亦不是真信”，“佛是使人覺悟而趨向光明的指導者。”普通人以爲菩薩就是偶像，其實並不是這樣，而是“求覺的有情衆生”，“皆與普通所謂鬼或神不同。”信佛、菩薩不是信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薩，以爲是同鬼神一樣的，這是大大錯誤的！”[10]可見，太虛法師撥開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籠罩在佛、菩薩之上的鬼神迷信的迷霧並進行重新解釋，還佛、菩薩以“人”的本來面目。近代資産階級文化啓蒙強調人道主義、人性，破除封建迷信，破除神性。而太虛法師的前述主張從佛教自身入手剖析鬼神，並廓清佛教的“佛”、“菩薩”與鬼神之間的界限，與近代資産階級進步知識分子在文化啓蒙中對封建鬼神迷信的剖析相比較，自其有深刻之處。
在太虛的人間佛教思想中，佛、菩薩都是“人”中有智能與覺悟者，與此相應，在他看來佛教不是神教也不是鬼教。太虛法師指出：“佛教到中國，雖近有二千年的曆史，差不多窮鄉僻野，都有佛教，而于佛教的真相，卻猶不能明了”。[11]的確，在民間，人們既然將佛、菩薩視爲鬼神，也就不可能真正明了佛教的真相。太虛說：“佛教，並不脫離世間一切因果法則及物質環境，所以不單是精神的；也不是專爲念經拜忏超度鬼靈的，所以不單是死後的。在整個人類社會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爲，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斷的向上進步，這才是佛教的真相。”[12]他又說：“佛是圓滿覺悟已遠超于彼岸，即是已能自覺覺人”者，“將佛親自所覺悟的道理，如實說出來，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13]顯然，太虛法師認定佛在人間，佛法是佛在人間的教化，佛教是人間佛教。
太虛法師要建設的人間佛教極力排除後代佛教宗派法派的影響。他說：“吾不爲一宗一派之徒裔”，主張力行菩薩道，直學佛陀，以佛陀爲導師。[14]“中國向來代表佛教的僧寺，應革除以前在帝製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15]人類的思想文化史上，大凡處于文化變革時期，爲了建構新的文化，往往要尋求原創性的思想家與思想資源。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被稱爲人類曆史上的“文化軸心”的時代。在這一時代，古印度誕生了釋迦牟尼、中國誕生了孔子、老子等。這些人被稱爲原創性的思想家，其著作被視爲文化“元典”。釋迦牟尼就是佛教原創性的思想家，其教義是佛教文化的元典。太虛法師追尋原始佛教的本來面目，破除將佛陀神靈化的迷信而崇拜佛陀人格教化，體現了對佛教原創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回歸，在佛教領域表現出與近代文化啓蒙思潮一致的思想內涵。
與關注“人”、“人生”相應，人間佛教也關注現實生活，這是對“人”的關切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太虛法師指出：“向來之佛法，可分爲“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向來學佛法的，以爲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這並非佛法的真義”。[16]他說：“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爲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17]正是基于這一認識，他先倡導人生佛教，後來又明確提出建設人間佛教。太虛說，人間佛教不是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者都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人間佛教，並非人離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人間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虛指出，佛法並非教人隱遁現實社會，教人不做事，去享受清閑的生活，而是教人應該對于國家、社會知恩報恩，所以要每一個人都要謀正當職業，如農、工、商、學、政、法等。不應當謀不正當職業，“發生害命，敗壞社會風俗等”之類的事是不可以做的。顯然，太虛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教人要對社會、國家有積極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間佛教，爲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爲現世界轉變中的光明大道，領導世間的人類改善向上進步。”[18]
太虛法師還對“學佛”作了與前述思想相應的解釋。他在《人生的佛教》中說：“學佛，並不一定要住寺廟做和尚、敲木魚，果能在社會中時時以佛法爲軌範，日進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學佛。”[19]後來，他在《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中又說：“學佛不但不妨礙正當職業，而且得著精神上的安慰，做起事來，便有系統而不昏亂，在平常人做不了的事，若學佛就能做了。明白這種道理，佛法不離世間法，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能如此學佛，方稱爲真正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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