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真禅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實踐

　　南京大學哲學系 楊維中

　　作爲一位與時俱進的高僧，真禅法師既具有相當深刻的理論識見，又具有卓越的實踐品格和傑出的組織領導才能，是上世紀振興中國佛教的一代高僧。真禅法師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僅通過真禅法師關于人間佛教的理論闡發，尤其是他在玉佛寺所進行的人間佛教建設的實踐，來略微展示真禅法師上述兩方面的成就。

　　真禅法師(1916—1995)誕生在中華文明面臨新的沖擊、中國社會進行艱難轉型的時刻。那時候，中國漢傳佛教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之中。在這樣一個時刻，1923年，真禅法師于東臺淨土庵出家，16歲于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出家後的真禅法師，先後參學于東臺叁昧啓慧佛學院、焦山定慧寺佛學院、竹林寺佛學院、南京華嚴速成師範學院、上海佛學院、圓明講堂楞嚴專宗學院等，廣泛學習經律論叁藏，對于漢傳佛教諸宗大都有所涉獵。此中，以親近應慈法師時間最長。應慈法師是安徽歙縣人，俗姓余，字顯親，自號華嚴座主。應慈師畢生以弘揚華嚴爲職志，以參禅爲心宗，倡刻《華嚴經》叁種譯本、《華嚴五教章》(法藏)、《華嚴大疏演義鈔》(澄觀)及《法華》、《楞嚴》、《楞伽》等諸經疏。他是佛教界一位愛國愛教的高僧，抗戰時期，多次拒絕敵僞請他主持法會的要求，其民族氣節，爲世人所稱頌。主要著述有《心經淺說》、《正法眼藏》、《八識規矩頌略解》等。這一師承，大致成爲真禅法師以後弘法的方向。新時期以來，真禅法師先後在上海玉佛寺、靜安古寺、河南開封大相國寺以及全國一些名刹講經弘法多次，其中講得最多的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華嚴經》中的《妙嚴品》、《十地品》、《淨行品》、《叁昧品》等，其它尚有《地藏菩薩本願品》、《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藥師經》、《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等。從基本傾向來說，真禅法師用力最多的是華嚴、禅宗和淨土。

　　尤其重要的是，在青年時期，真禅法師充分感受到了以太虛大師爲代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的理念和艱難實踐。二十多年前(1983年)，在太虛大師圓寂36周年之際，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隆重召開，這次會議上，在趙樸初會長及班禅、正果、明真、真禅法師等的大力倡導下，終將人間佛教思想確定爲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思想；將人間佛教放在了整個中國佛教的指導地位，使人間佛教成爲中國大陸佛教現代化的基礎方向。此後真禅法師積極投身到人間佛教的理論探索和具體實踐之中。可以說，從1979年6月之後，真禅法師在其先後出任住持的玉佛禅寺、靜安寺以及開封大相國寺，無不忠實地貫徹了“人間佛教”理念。

　　總體上說，真禅法師對于人間佛教的理論闡發和具體實踐至少包含了以下內容：

　　第一，探索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具體途徑和方法

　　在我們這樣一個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並且堅定地邁向現代化的偉大國家之中，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最重要基礎就是愛國愛教的高度統一。真禅法師是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的，而且重要的是其突出的實踐功績。正如時人所公認的，他是佛教界一位愛國愛教的傑出典範。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在蘇北參加僧侶救護隊，支持抗戰，救護傷員。十一屆叁中全會以後，他撰文號召僧人必須愛國愛教。特別是他擔任上海佛學院院長後，經常教導青年學僧要愛國愛教。他說：“作爲一個新中國的合格僧青年，首先必須堅持愛國愛教的原則。”在他看來，愛國愛教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他說：“愛教必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又說：“愛國曆來是佛教的優良傳統。曆史上的法顯、玄奘、義淨諸大師，他們爲求法曆盡艱難，出生人死，抵達天竺。當他們經過刻苦用功，獲得殊榮的時候，並未樂不思蜀，而是一心想回來弘法。近代佛教史上的愛國高僧圓瑛等法師，在國難當頭奮不顧身領導佛教四衆弟子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等等，不一而足。”

　　真禅法師敏銳地指出，在現時代以及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愛國的具體內容就是佛教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爲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出應有的努力。對此，真禅法師在《談談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一文中認爲，佛教是能夠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他一方面認爲佛教本身(佛教思想及其優良傳統)就具有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功能，由于有這種功能，使“相適應”成爲可能。另一方面他又認爲，政府切實認真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這種“相適應”由可能變爲現實。他的這種認識，引導了許多佛教徒端正了對愛國愛教的認識，堅定了愛國愛教的信念，堅持走愛國愛教的道路。

　　讓我們看看《談談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一文的論證思路。在這篇論文中，真禅法師是從叁個大方面去論證的：

　　其一，佛教本身具有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功能。因爲：(1)佛教教義中的一些核心思想，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因素。如緣起性空和如實觀照的認識論，諸行無常、時空無盡的宇宙觀，無我利他、度生無盡的人生觀，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道德觀，等等。(2)佛教界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一個重要方面。(3)佛教所發揚的“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也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重要方面。(4)佛教所發揚的重視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又一個重要方面。(5)佛教發揚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也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其二，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前提。對于這個基本前提，真禅法師引用了趙樸老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文中的說法：實現“相適應”有一個“基本前提”，這就是“黨和政府切實認真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把宗教信仰作爲公民的私事，從法律和政策上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和宗教的合法權益”。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說，這一基本前提已經基本具備。因此，真禅法師真誠地反思佛教界自身的現狀，寄希望于教界同仁的努力，將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

　　其叁，佛教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對佛教和佛教徒提出的基本要求。這些基本要求也就是趙樸老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中所說的：“佛教與政權相分離，不幹預國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佛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佛教徒愛國守法，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

　　通觀真禅法師的這篇鴻文，盡管其人已逝十年，此文在現在仍然可以說是這一論題的爲數不多的優秀闡釋。

　　第二，發掘發揮佛教的文化功能，充分估價佛學研究的重要性，注重與佛教學術界的互動

　　這一方面也是真禅法師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他堅決反對“佛教是佛教，文化是文化，是兩回事，甚至認爲佛教與佛教文化也不是一回事”的觀點。在一次對信衆的談話中，真禅法師較爲集中闡述了他的看法。他認爲，人們之所以對這一問題有誤解，“問題在于：一是沒有真正弄清楚究竟什麼是佛教，二是沒有弄清楚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爲此，他從“什麼是佛教”以及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我們應該怎樣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文化等叁方面較爲詳細地談了他的看法。真禅法師指出：

　　佛教文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影響如此之大，所以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文化。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十分重視佛教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他把注重佛教學術研究，看成是我國佛教的叁大優良傳統之一，號召佛教界要大力發展。

　　從曆史上看，佛教的興旺不興旺，發達不發達，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傳播與發揚怎樣。我們說，隋唐是我國佛教的全盤時代，主要是那時候佛典的翻譯規模空前，印度的大小乘佛典，基本上都被翻譯了過來。同時高僧輩出，獨立撰著佛教著作之風盛行。所有他們撰寫的佛教著作，在數量上要比從印度翻譯過來的佛典多得多。又如，我們說，民國年間，是中國佛教在近代的複興時期，也是指那時的佛學大師和居士們撰著了大量著作。所以，我們今天弘傳佛教，不僅僅是開放寺廟，供信徒瞻禮和供遊客遊覽。主要還是要繼承和發揚佛教文化，要撰寫佛學著作，整理佛教經典，發揮佛教義理，特別是要發揚佛教義理中積極的部分，爲我們今天四個現代化服務。

　　目前，玉佛寺在覺醒大和尚的住持下，在佛教文化和佛學研究的投入方面，頗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形勢。讀了這一段文字，我們就充分地了解了玉佛寺爲何會始終一貫地重視佛教文化的弘揚，重視佛學研究，並且積極參與到佛學研究之中去。

　　第叁，重視僧教育以及居士教育，因爲二者是人間佛教的承當者和落實者

　　真禅法師自己在青年時期，曾經在好幾所佛學院求學、參問。在上世紀肋年代佛教重新恢複之後，佛教界面臨人才斷檔、青黃不接的局面，真禅法師于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佛學院的教育中去。在許多場所，真禅法師都大聲疾呼：“大力培養青年僧人，已成爲當今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必須引起整個佛教界的重視。”真禅法師以自己主導上海佛學院的教育實踐，爲中國佛教培育出不少棟梁之材。真禅法師文集中有許多與居士的談話以及對居士的開示，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可以略微窺見真禅法師對于居士教育的重視。玉佛寺在覺醒大和尚的領導下，利用多種有效的、民衆喜聞樂見的方式，面向社會，面向居士，弘揚佛法的精義，展示佛教文化的內涵和魅力，引起了廣泛的贊譽。這一做法無疑是對于真禅法師的主張和實踐的繼承和發揚。

　　第四，注重發揮佛教“濟世”的優良傳統，參與社會慈善和教育事業

　　真禅法師在《佛法與人生》一文中說：“我們出家人也不是對國家、社會漠不關心的。我們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業”。”他又說：“資生福利事業，不僅直接利樂衆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我們佛教徒救濟傷殘、衰老、孤兒、寡母等不幸者的義舉，不僅是佛教慈悲情懷的流露，也體現出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和舍己爲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現了人性的美好與尊嚴。所以，資生福利事業，是內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時，死益于後的偉大事業。它既體現了佛法的根本精神，也適應了新時代的道德要求。因爲，通過這一利生實踐，有助于形成有難共當、有苦共擔的社會風尚，有助于創造和樂共處、相親相愛的社會氛圍，可以引導人們向善、向上，從而使整個社會變得更文明、更美好。”

　　由于這一認識，真禅法師十分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懷殘疾孤兒。十余年間，代表玉佛禅寺、靜安古寺和以個人名義先後捐贈給上海殘疾人基金會、上海市兒童福利院、上海市慈善基金會以及全國各地的社會公益事業，總計人民幣七百余萬元。還曾設立“真禅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以幫助貧困殘疾兒童。並擔任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副會長、上海市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這樣的具體事例很多很多，此文不再列舉。而尤其應該指出的，真禅法師的這一事業同樣也被覺醒法師住持的玉佛寺所繼承並發揚光大。

　　其實，語言的紀念不是最重要的，對于真禅法師最好的紀念就是更好地繼承他所實踐的人間佛教的理念和事業。這還需要佛教界、佛學界繼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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