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人間佛教”思想
熊勝祥
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出將近一個世紀，在理論與實踐上有很多探索。已故的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叁十年》的報告中指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是解決當今中國佛教向何處去的基本途徑。這一思想對于當前的佛教工作具有極爲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人間佛教”思想和“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吻合的
從曆史和現實來觀察，任何一種宗教，都必須與所在的社會相適應，佛教亦不例外。如果不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佛教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也會受到極大影響。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宗教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存在和活動的，必須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既是社會主義社會對我國宗教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國各宗教自身存在的客觀要求。
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就是宗教要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新任務。具體講，就是在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四個方面實現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政治適應，不是要求宗教信徒放棄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們在政治上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製度，擁護共産黨領導，積極參與叁個文明建設，發揚教規、教義中的積極因素，改革那些與社會主義社會不相適應的教規、教義，摒棄宗教中有礙于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不利于人民生産、生活和身體健康的消極因素。努力對宗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闡釋。經濟適應，就是要引導宗教界自覺地、全身心地投身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之中，爲發展創造有利的內部環境和條件，從事一些有益于社會發展的公益慈善活動。法律適應，即宗教活動必須納入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政策允許的範圍，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體利益。文化適應，即宗教文化的精華和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充分發揚宗教道德中的樂善好施、敬老愛幼、懲惡揚善的道德、戒律和行爲規範。宗教吸取了我國建築、繪畫、雕塑、音樂、文學、哲學、醫學當中的不少優秀成份，要進一步發掘宗教文化內涵，整理和研究佛教文化遺産，弘揚宗教文化精華，爲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做出貢獻。
“人間佛教”思想就是倡導重在修今生，研究如何幫助人類安康、幸福，積極爲社會服務，爲衆生服務，這與“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要求是吻合的。
二，倡導“人間佛教”思想是佛教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佛教該做什麼事
該爲社會創造什麼價值
這是擺在佛教界面前的一件大事。佛教在曆史上曾爲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過積極有益的貢獻，特別是黨的十一屆叁中全會以後，對我國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社會穩定、民族團結起到了重大作用。佛教界在過去的兩個文明建設中曾作出了積極貢獻，特別是在同*輪功邪教的鬥爭中，佛教界首先站出來揭露*輪功邪教的本質，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近年來，國內發生自然災害(水災、地震、滑坡等)時，佛教界也奉獻了不少愛心，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贊揚和肯定。在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同樣需要佛教界繼續發揚愛國愛教、團結進步的精神，這也正是“人間佛教”思想所倡導的。如果只向社會和政府伸手，不考慮爲社會作貢獻，那麼佛教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就會受到限製和影響。
叁，研討“人間佛教”思想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需要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佛教工作如何與時俱進呢
這個問題是應該提到議事日程的時候了。任何宗教，如果沒有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求發展，就不能進步，就沒有生命力。佛教發展到今天已曆經了久遠時光，各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佛教要繼續生存與發展，就要發揚與時俱進精神。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之後，經濟、技術、文化都要與國際社會接軌。這些年來，佛教界在國際友好交流方面成就顯著。佛教要發展，也要與國際社會接軌，也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工作，改革弊端，調整行爲規範，去除與時代不合拍、與社會不協調的陳規陋俗，使佛教更有序發展，更適應時代步伐，只有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提倡解放思想、與時俱進，要從每個人做起，要以此來教育廣大信衆。法師們首先要做表率，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對于社會上對佛教的一些議論和看法，要認真對待，予以重視，要檢點佛教徒是否有與身份不相稱的行爲。應從一個寺院、一個方丈、一個法師做起，帶動廣大信衆，共同來塑造良好的整體形象。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靠群體，也靠每一個教徒的規範行爲，這樣才能贏得社會的贊賞與支持。光有理論研究還不夠，還必須要結合本地的情況、佛教自身的情況，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這樣才有價值，才有意義。
四、“人間佛教”思想的倡導也是對“以德治國”的有益補充
實踐證明，有些社會問題光靠法治是無法解決的，還要輔助以道德和倫理。以宗教道德倫理的形式來規範人、教育人，從長遠來看，效果會很好，可以讓人心服口服。當今的社會，與人爲善、扶貧助弱的觀念愈來愈淡漠了，而宗教，特別是佛教，卻始終在大力提倡。佛教徒幫助別人是實心實意、不圖回報的，也不是爲了沽名釣譽。佛教提倡的倫理道德以及行爲規範，如能做到，對于引導教徒言行，促進社會安定和諧，必將大有裨益。
(作者爲雲南省宗教局局長)
《中國宗教》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