蕅益智旭的戒律觀
釋自澹
智旭一生持戒謹嚴，覺不能清淨受持戒律，故自退比丘戒。
他發願複興戒律，除了致力于講戒之外，也注釋律本，
他的戒律觀強調的是個人持戒的精嚴，而非以僧團清規的遵守爲主。
身爲晚明四大師之一的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一生持戒謹嚴，覺受比丘戒，但不能清淨地持受，故自退比丘戒，當菩薩沙彌。四十六歲時，又退菩薩沙彌所有淨戒，只當是個“退作但叁皈依人”。
智旭出家後一直留意宗乘，但每至功夫將得力時，必被障緣侵惱。因此想到佛滅度後，交代弟子要“以戒爲師”，而他本人二十五歲于雙徑坐禅時，仍不知出家受戒一事，不知何爲如法，何爲不如法。因杭州雲棲寺有學戒科，所以于二十五歲時，從天臺山蹑冰冒雪來到雲棲受具足戒。
這是智旭出家後，以受戒爲基，開啓他一生複興戒律的志業。二十七歲第一次閱律，叁十歲第二次，叁十二歲第叁次，因此奠下熟知戒律的基礎。智旭發願能複興戒律，除了致力于講戒之外，他也注釋律本，如《重治毗尼事義集要》、《梵網經合注》等，皆是他孜孜不倦努力的成果。此外，他爲複興戒法，更力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以令正法重興。何謂“五比丘如法共住，令正法重興”，依釋聖嚴之研究：
在《根本薩婆多部律攝》與《十誦律》的記載，如果是處身在佛法不傳行的邊地時，假若只有五位持律的比丘，也是可以傳承戒律。(1)
因爲智旭叁十二歲時，即認爲戒法傳到明末已是“但見聞諸律堂，亦並無一處如法者。”所以才希望能有五位如法持律比丘共住，則可令正法重興。因此曾與惺谷道壽(一五八叁—一六叁一)、歸一受籌(？)、雲航智楫(？)、璧如廣鎬(一五八○—一六叁一)結盟，以期如法共住。可惜于智旭叁十叁歲時，惺谷道壽與璧如廣鎬相繼去世，歸一受籌于叁十七歲背盟而去，五人而去叁人，使得智旭複興戒律運動遭到挫折，猶如槁木死灰。(2) 智旭不禁歎道：
予運無數苦思，發無數宏願，用無數心力，不能使五比丘如法同住，此天定也。
智旭對自己持戒、弘戒的成果，不甚滿意。他叁十二歲時開始第一次講律，之後，有一段時間曾中斷十余年，直到五十二歲才又重新講戒。對此事，他曾歎道：
自癸酉(一六叁叁)迄今十余年，毗尼之學無人過問者……真不啻滯貨矣。
他本以爲戒律之學早已無人過問，無異是過時腐貨，想不到還有人聞問，不啻是“冷灰豆爆”。雖然當時戒律之學還有人聞問，但他仍感慨自己半世以來仿佛如一盞“孤燈”，而正法衰微得只剩一絲一縷，誰能來傳續此一線正法之光呢？
智旭對自己持戒的看法是如何呢？他自認不能力行戒律，而戒律又是冷門的學科，很少人過問，且學戒盟友多凋零，使他感歎“毗尼之學，真不啻滯貨”。智旭雖歎自己不能力行持戒，而弘戒心得是“半世孤燈歎”，但他仍不遺余力地講述戒律的重要性及地位。這些觀點在其文集裏屢見不鮮，如“我念末劫苦，破戒爲第一。我思救苦方，無越毗尼藏。”“定慧無戒，必落魔邪”等。
如果將智旭與大約同時代弘律的雲棲祩宏(一五叁五—一六一五)、見月讀體(一六○二—一六七九)相較，可以發現智旭的戒律觀強調的是個人持戒的謹嚴，而非以僧團清規的遵守爲主。“清規”是爲了適應中國佛教環境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多是叢林組織規程及寺衆日常生活的規則，據傳中國最早的清規是《百丈清規》。有學者指出：根據《百丈清規》，僧侶們應當受持波羅提木叉(戒)，是因爲了個人的修行需要依止導範，而依從《百丈清規》則是爲了組織僧團。(3)
祩宏的戒律觀是著重在僧團清規的遵守上，憨山德清便曾說道：
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因令衆半月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繇是遠近皆歸。……其設清規益嚴肅，衆有通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各有警策語，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即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摩，舉功過，行賞罰，以進退人，凜若冰霜，威如斧钺。……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
祩宏迫于時勢，而組織雲棲僧團。當時因國家禁止設立戒壇傳戒，而祩宏發願重振頹綱，但又不願違憲，所以令僧衆半月半月誦戒，及布薩羯摩。此外，他又設立清規安頓僧衆，令僧衆各有其司、各有所執，重整寺院組織及生活細行，僧衆因此而能知所行止。所以，憨山德清贊歎祩宏時代的雲棲僧團是“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
祩宏比智旭早幾十年，當智旭二十四歲(一六二二)出家時，祩宏已逝世七年，可是見月讀體則與智旭同時代，比智旭小叁歲，同是當時代另一位偉大的律師。近代律師弘一(一八八○—一九四二)曾贊：
儒者雲：“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師(見月)亦雲然。
見月出生雲南，叁十一歲出家，叁十六歲受戒，並開始閱律，後來隨寂光叁昧(一五八○—一六四五)接管寶華山。見月叁十九歲參與寶華山的戒期，當戒期結束後，後來有四人從北方來求戒，叁昧和尚令香阇黎師爲他們受沙彌十戒，之後，叁昧隨即爲他們受比丘戒。此時見月認爲此舉不合律製，便挺身而出，說：
某遵佛製，十師不具，獨受大戒是關系法門。某既任教授，應當遮谏，請和尚稱量，孰是孰非。
于此，見月視當時受戒行爲不合律製，即能力爭到底，而得到叁昧寂光的贊歎：
吾老人戒幢，今得見月，方堪扶樹耳。
但在智旭文集中，只見其言律製衰微，當時所行不合佛製，卻難以找到如見月爲維持律製，而力爭到底之行，只見他道：“僻處深山，以作傳火之計。”見月四十四歲時，寂光叁昧病危，將寶華山交代他負責，上任後第一件事即是“宜速立規條，先革弊端”。于是與寶華山住衆立十事爲約，使寶華山能淡泊隨時，清淨傳戒。
以上簡述祩宏、見月爲複興戒律所做的努力，是較偏向僧團爲單位，用清規來檢肅僧衆，令住衆能安住律儀，構成清淨的僧團，而能住持正法城。反觀智旭一生，常是自己或與少數盟友、道友、弟子修學，未形成一個僧團，少有大衆共修、共學的機緣。雖然同是身爲當代複興戒律者，可是其行徑方式與祩宏、見月所行頗爲不一。祩宏、見月是以中國化佛教的清規來領衆、整肅僧團以住持正法；可是智旭卻是較偏于規範個人戒行的印度戒律，而非以清規爲複興對象。
爲什麼智旭複興戒律的方法會較著重于個人呢？或許這是與智旭個性有關，由于孤峻的個性，使得智旭選擇獨修、獨學的生活，而未過大衆共修、共學的叢林生活，如同釋聖嚴的研究指出：一生中與智旭較有來往的盟友、道友不過是八位而已。(4)
智旭懷著複興戒律的理想，一生持戒謹嚴，過著簡樸淡泊的生活，成爲明末佛教行者修行的另一個典範。
【注釋】
(1) 釋聖嚴著，關世謙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8)頁130。
(2) 同上，頁 137。
(3) 李瑞爽：〈禅院生活和中國社會— 對百丈清規的一個現象學的研究〉，收于《佛教與中國思想及社會》(臺北，大乘出版社，一九七八)，頁 284。
(4) 同 (1)，頁 12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