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佑對建經藏、造佛像的貢獻
蔡惠明
僧佑大師(四四五—五一八)俗姓俞，建業(今江蘇南京)人。他是南朝齊梁時代的律學大師，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幼年時隨父母入建初寺拜佛，就歡喜雀躍，不肯同家。雙親依從他的願望，允許他禮僧範爲師。十四歲爲逃婚到鍾山定林上寺投法達和尚(當代高僧昙摩密多的弟子)。和尚“戒律精嚴，爲法門棟梁”。隨後出家受業于法穎律師，穎師是當時著名律學大德，因而僧佑刻苦鑽研，精通律學。他曾爲齊竟陵王宣講律學，由于披釋精詳，深入淺出，聽家常達七、八百人。後又奉齊武帝之命，往叁吳(今湖州、蘇州、紹興地區)去試簡僧家，並講“十誦律”，傳授戒法，用所得的供養修造建初、定林兩寺，在寺內建立經藏。從此以俊，他經常廣開律席。“出叁藏記集”卷十二“僧佑法集總序：一謂他“春秋講說，七十余遍”。可見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傳弘律學。
大師講傳的律學，即薩婆多部(一切有部的“十誦律”)。當時“十誦”、“五分”、“四分”、“僧只”等四部廣律，雖都已在中國譯出，但以“十誦律”最爲流行。法穎和尚是專研此律的，大師長期隨學，繼承和發展了和尚的弘律事業，他在“薩婆多部記序”中寫道：
“年逾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叁紀于茲。”說明他師承法穎的律學。他的律學著作有“薩婆多部記”五卷，介紹“十誦律”由北印度廚蜜傳來的經過。“十誦義記”則是他對“十誦律”義理的演述。可惜這兩即占律學的重要文獻早巳佚失，我們只能從“出叁藏記集”的目錄和序文中領署其輪廓和大概了。
僧佑大師的著作還有：“釋迦譜”五卷、“世界記”五卷、“出叁藏記集”十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等。其中以“出叁藏記集”與“弘明集”影響最大，至今仍是我們研究當時佛教的重要思想資料。“出叁藏記集”十五卷，記載東漢到梁所譯經、律、論叁藏的目錄、序記以及譯經人的傳記等。僧佑以前的經錄大多散佚，現存經錄應以此集爲最早，裏面還保存有道安大師經錄的原文。“弘明集”共十四卷，輯錄了從東漢到梁贊揚佛教的論著，但也保存幾篇反對佛教的撰作，如範鎮的“神滅論”等。作者一百人，其中僧伽十九人。卷一所載牟子的“理惑論”是研究佛教博入中國初期的重要資料。唐道宣律師編的“廣弘明集”是“弘明集”的續編，但體例稍有不同。僧佑在“弘明集後序”中寫道：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沖，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于莫領，故複撮舉世典，指事取征蘭百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途之人，不遠而複。總釋家疑，故曰“弘明”。”他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義敢于將反對佛教的論文同時引錄，讓讀者從正反兩方面審辨是非，這種寬宏的治學精神，爲今後佛教學術研究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大師的佛學思想，主要是繼承大乘性空學說。在“出叁藏記集序”中，他提出的“真谛玄凝，法性空寂”，在“弘圳集後序”中，又闡明“道法空寂，包叁界以等觀”的論點，就是講離法性空的道理。他認爲，雖然“道法性空”，伹“等觀叁界，則神之化理常照”(“弘明集”後序)，所以因果叁世，輪回受報就在于人的性靈下滅，駁斥了範鎮的“神滅論”，贏得了當時名士王宏、王偉、劉勰等的擁護。
在大師以前，中國佛教典籍傳譯雖已不少，但沒有建立經藏。法穎和尚首先提出“施造經像及藥藏”，大師繼承和發展了這一事業。他先後枉建業城內建初寺和鍾山定林上寺營建般若臺建立經藏，得到臨川王宏的全力協助。著名文藝評論家，“文心離龍”作者劉勰也隨從整理勘定，並區別部類加以序錄。梁·慧皎在二南僧傳·僧佑傳”中稱贊大師“造立經藏，搜集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的功績。
大師曾把自己八種著作總名爲“釋僧佑法集”，他在“自序”中寫道：
“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余日，廣訊家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仰禀群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別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叁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铨師資之傳；彌綸輻源，故撰法苑之編；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既禀義先師，弗敢墮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啓于今業，庶有借于來津。”這八種著作，現存的僅“釋迦譜”、“出叁藏記集”、“弘明集”叁種。可見僧佑大師作爲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是當之無愧的。
值得一提的是，僧佑大師不僅在建立經藏、撰製經錄、編寫佛教文史等方面作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他還對佛教工藝創造了光輝的業迹，他撰的“法苑集”中，搜集了許多有關佛教音樂、梵呗、法樂、歌舞、遺像、雕塑等資料。反映了他對佛教藝術的甚深造詣；。慧皎“高僧傳·僧佑傳”載：．
“佑爲性巧思，能目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並請佑經始，准畫儀則。”
這裏所說的光宅寺銅像是梁·天監十二年(五零九年)大師奉旨監造，耗銅四萬叁千斤，鑄成文九佛像，因莊嚴精美，被譽爲“東方第一”(高僧傳·法穎傳”)。攝山大佛和千佛岩，則創始于齊·仲璋年問，當時的豫章王、竟陵王等都發心施資依山造像；，大師常爲之規劃與監造。至于剡縣石佛就是現今浙江省新昌縣的石城彌勒大佛。據一九八四年四月，新昌縣王月冶、工杏淺用光學經緯儀測定，大佛身高十叁·七四米，座高一 ·九一米，頭高四·八七米，發際至頂一 ·八叁米，發際至願叁·零五米，口廣一 ·二八米，兩膝咖膚距十點六一米，系石胎敷泥，圖繪裝裱而成，眉、睛黑色，眼球白色，發髻青色，唇與頂珠作朱紅色，額嵌圓珠爲發光品體，全身其他部份均爲金色。五宮端正，身段秀美，氯度娴雅，如含哲理，有慈祥超脫之感，號稱“東南大佛”。劉勰在爲石城大佛建成撰題的碑記中稱爲“不世之寶、無等之業”，“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其藝術魅力足以使“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釋幹馬踯躅而忘歸。”大佛始鑿于齊永明四年(四八六)至梁天監十五年(五二八年)完成，最早由僧護發起，後來由僧佑續造，最終由僧佑完戎，世稱“叁生石佛”。僧佑大師的建造技巧，經現代雕塑專家監定，認爲有這樣兩點創新，藝術上獨到之處就是：(一)頭身此例適當。一般人像塑造，總是按人體各部實際比例進行，頭部占全身七分之一或上身四分之一。但如畫、塑比人高大幾倍或十幾倍的巨像，就不能死扣這一比例，否則就會形成“細頭偉人”。北方石窟中造像有意放大上身，恰又出現了“頭大身小”的不協調。僧佑大師是在寵下向石壁構圖，“目准心計、准畫儀則”地先在心裏擬好稿，站在寵下“遙控”，指揮工匠定位，把心中的圖像镌刻到石上去，因此比例勻稱，造型優美。(二)眼晴設計奇妙。大佛雙目半開，兩耳垂肩，嘴合唇啓，流露出慈祥與容智，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人們站在寵下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瞻望都覺大佛隱含微笑，令人雜念頓收，肅然起敬。據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眼睛設計的奇妙。原來表現喜、怒、哀、樂，關鍵就在于眼睑和眼球配置的調節上，立體雕塑的表達更有一個深度問題，眼睑張大，眼珠突出，成圓睜狀，就成爲驚愕、凶煞之相；反之，眼睑閉合，遮住眼球，便構成入定或打噸之狀。大佛眼睑開張適度，微啓不展，眼珠藏在眼睑內有一定深度，內藏而不昧，可見而不突，才形成微笑、慈祥、超脫的容貌。這不能不說是僧佑大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的創造。
明徹、窦唱是大師的弟子，他們繼承和發揚了僧佑大師的優良傳統。“續高僧傳·明徹傳”載：“徹因從佑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移業經論，曆采家師，備嘗深義。”“續高僧傳·寶唱傅”則載：“唱投僧佑出家，咨禀經律，先後撰集“法寶聯壁”，“續*輪論”、“法集”、“華林殿經錄”、“經律異相”、 “名僧傅”等。寶唱自稱：“律師釋僧佑，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頂班二落，禮誦余日，撫拾遺漏。”可見大師道德學問，影響深遠，化導門下，身教爲先，馳譽法門。劉勰也隨大師同住十余年，對他推崇備至。
僧佑大師圓寂于梁天監十七年(五一八年)五月建業建初寺，世壽七十四歲，葬于鍾山定林寺。弟子正度立碑，劉勰爲撰行狀。
摘自《內明》1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