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壇經考證”

　　蔡惠明

　　胡適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適之，安徽積溪人。一九一零年赴美國，先後就讀于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是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一九一七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提倡文學改革，爲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一九一九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論文，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對學術界頗有影響。他還編寫過“中國哲學史一，半途辍筆，因爲他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

　　一九叁零年一月七日，胡適寫了“壇經考之一”是作爲“曹溪大師別傳”跋文的。後來又繼續撰作“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八祖壇經””)對被認爲是中國禅宗的宗經——：八砠法寶壇經”進行了一番考證，雖然有些觀點屬于牽強附會，但有些見解確也有獨到之處。今試作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六租大師圓寂後，“壇經”幾經竄改，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本子。胡適在“壇經考之一”中寫道：

　　“我們試取教煌本“壇經”和明藏本相此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此教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後陸續增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他列舉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機緣第七、頓漸第八、宣诏第九、付囑第十等五處與“別傳”對勘，發現有很多變動。他因此得到結論說：

　　“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從上表可以看到，胡適是根據宋郎簡二八祖壇經序”中所說：“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叁卷”而言的。但現存的契嵩本“壇經”只有一卷，沒有人見過二二卷本”的契嵩本“壇經”，恐怕連胡適自己也不曾見過。

　　還有，胡邁認爲“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這是不妥的，因爲明藏本壇經，並非一種，不能把契嵩本稱“明藏本”。而且“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與“壇經”並列，因爲它不是一種不同本子的“壇經”。還有在“壇經考之二”中被胡適認爲“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的惠昕真本，他卻末列入“表”內，在爲表明“壇經的演變”史而作出的幾種不同本子的“壇經”的圖表，竟然沒有這本“人間第二最古“壇經””，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疏漏。

　　印順老法師在他所著“中國禅宗史”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中說：

　　““壇經”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可統攝爲四種本子：教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教煌本就是教煌寫本，亦即法海本。印老認爲它雖“已不是“壇經”原型”，但卻是“現存各本中最古的”，特別是關于六祖事迹的記載“最爲古樸”。而“古本”則將“別傳”的傳說編入，又將六砠與弟子們的問答機緣也采錄進去，“這雖被稱爲古本，而成立的時代要比教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別傳(七八一)寶林傳(八〇一)遲些。且這一古本，“是從古人記述中知道其存在的。”惠昕本，系“參考古本而改編成的，所依底本，近于教煌本”。至一兀本，包括德異本和宗寶本。印老列舉的四種本子中，沒有契嵩本，但在敘述中也談到了契嵩校改“壇經”的事實。

　　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在“禅宗史研究”中指出：“在現今的“壇經”裏，大體可分爲教煌本，惠昕本，德異本——宗實本的叁個系統。”宇並把德異本說是“亦郎曹溪原本”，其實所謂“德異本”，不過是契嵩本的義一種傳抄本而已，因此確切地說，“叁個系統”實則上是教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四個系統”，其余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傳抄本吧了。胡適的考證與他作的圖解顯然是不夠全面的。

　　胡適在“壇經考之二”中在對教煌本(一萬二千字)，惠昕本(一萬四千字)和明藏本(郎契嵩本，二萬一千字)叁本“壇經”的字數作了一個統計比較後說：“這可見……禅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咀真可令人駭怪了。”他還說：“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禅宗濫調，而契嵩以俊多沿用他的改本。……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胡適認爲：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爲“去古末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以俊的人增改的。”

　　胡適的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曆史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在“壇經考之二”中又堅持說“壇經”系神會所作，卻是荒唐而沒有根據的。

　　印順老法師在“中國禅宗史”中提出兩種見解：一、““壇經”是先徑集成的，並有過修改與補充。”二、“從“壇經”原本到教煌本，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補，此後流傳中的“壇經”，不斷的刊行，變化是非常多的。”印老對某些本子“壇經”的一些內容，竟然“大致與“景德傳燈錄”相近”感到驚異。他又指出：“現存的“壇經”應分別爲二部份：一、“壇經”主體，是大梵寺開法紀錄。二、“壇經”附錄，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臨終付囑，以及臨終身後的情形。二者性質不同，集錄也有先後的差別。在“壇經”的研究上，這是應該分別處理的。”這種分析，對從事“壇經”研究是很有啓發意義的。

　　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在“禅學思想史”中對叁本“壇經”的不同曾說：“作爲慧能語錄的“壇經”，由于傳寫時文字的改換，以致在“壇經”裹存在著“玉石相混”的情況。可見在“壇經”晚出的本子裹，確有膺品和私貨，這是中外學者所公認的。

　　胡適在“壇經考之一”中對“曹溪大師別傳”作了一番考證之俊，最後寫道：

　　“總之，“別傅”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裝上許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據的傳記了。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下筆便錯，處處露出作僞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把此傳認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壇經”裏去，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了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我們對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這段話倒是很客觀、中肯的。

　　據說，胡適先生在晚年，對佛學也曾有過濃厚的興趣，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可惜筆者手頭沒有可供引用的參考資料，待以後有機緣再作補充吧!

　　摘自《內明》第1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