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心——心要法門講記
海雲繼夢法師
澄觀法師小傳
澄觀(738—839)，唐代僧人，爲華嚴宗第四祖。越州山陰(浙江紹興)人，俗姓夏侯，字大休，號清涼國師、華嚴菩薩、華嚴疏主。11歲依寶林寺霈禅師出家，14歲得度。乾元元年(758)以後，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又依本州昙一律師學南律，詣金陵玄璧學鸠摩羅什所譯之叁論。大曆年間，在瓦官寺學《大乘起信論》、《涅槃經》，又于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論疏義》，複從天竺法诜等習《華嚴經》。大曆七年(772)往剡溪，從成都慧量再習叁論。大曆十年至蘇州，從湛然習天臺《摩诃止觀》、《法華經》、《維摩經》等經疏；又谒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等，究學南宗禅法；複見慧雲，學北宗禅法。此外並兼通吠陀、五明、秘咒密儀軌、經傳子史之學，而尤重法藏之華嚴教學。
大曆十一年，遊五臺山、峨眉山，後返居五臺山大華嚴寺，專修方等忏法。嘗講華嚴宗旨于大華嚴寺、崇福寺，名震京國，聲達帝聽。貞元十二年(796)應德宗之召入長安，與廁賓叁藏般若共譯出烏荼國王貢獻之《四十華嚴經》，進之于朝，奉敕奏對華嚴大宗，帝大悅，賜紫袍及“教授和尚”之號；又奉诏于終南山草堂寺製《新經之疏》十卷，是即貞元《新譯華嚴經疏》。貞元十五年(一說十一年)德宗聖誕，召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帝朗然覺悟，謂“以妙法清涼朕心”，遂賜號“清涼國師”。師曾立十願以自勵，依此賜號而稱清涼十願。順宗即位，亦禮之爲國師，朝野悉慕高風。憲宗元和五年(810)，答憲宗之間，述華嚴法界之義，以深惬帝旨，加號“僧統清涼國師”，任國師統，並敕有司鑄金印。開成四年示寂，世壽102(一說元和年中示寂，壽70余)。葬于終南山石室，相國裴休撰碑文。
師身曆九朝，先後爲七帝講經，弟子有宗密、曾睿、法印、寂光。著作頗多，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隨疏演義鈔》九十卷、《華嚴經綱要》叁卷、《五蘊觀》、《叁聖圓融觀門》等叁十多種。
序
破妄顯真的《心要法門》
《心要法門》一文是唐朝的華嚴大師——清涼國師答複順宗皇帝修學的心要，它是古今中外的經典之作。《心要法門》文字優美、文簡義約，讀來虎虎生風。除僧肇的《肇論》，及僧璨《信心銘》外，于文于理尚無出其右者。
《心要法門》一文，是針對世人意識中的二元對立性而發。所以，行文的重點，就在破腦筋的意識狀態，及純粹的邏輯推理
換言之，就是在破二元對立的執妄觀念。故其文體亦以對仗工整而見長。在這短短的507個宇當中，清涼國師在理論性文章的領域裏，爲我們寫下了曠世的特殊成就。這種洗練的文字成就，除了《老子》、《系辭》外，尚未有能與之輝映者。
就法義的闡述而言，本文雖然也是屬于“破立雙舉”的文章，但就其論理的技巧以及行法的修學規範而言，則本文仍屬于“但破文章”的系統。以其思想之純熟，而能徹底的“破妄”，故其觀念的表達，自然而能“顯真”。所以，文中論理的技巧，多用“破妄”、“顯妄”、“彰執”的方式，而不以“立真”的方式呈現。這種行文方式稱爲“破妄顯真”，其重點仍在于內心的經驗、體驗與感受。
清涼國師在《心要法門》中，很巧妙地將華嚴思想與禅行的行法相結合。當然在這簡短的507宇中，不深入做宏觀的探討是無法了知的。首先由義學、行法、教學法及禅法思想的形成，來探討唐朝時代的佛法思想背景：
一、義學方面：唐朝的華嚴思想，尤其是比丘系的系統，是承襲北方地論師的華嚴思想。由智俨的《搜玄記》，可以知道比丘系的華嚴思想，是以彙總方式而集大成的。賢首的《探玄記》，與清涼的《華嚴疏鈔》都是承襲此一思想源流的。既然是搜集、彙總而産生，則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絕對的依存關系。
二、行法方面：不論是佛圖澄的佛法、菩提達摩的禅法，或安世高以來的禅數之學，都以北方爲重鎮而互相交融。安世高的禅數到了菩提達摩的時代，反而成了祖師禅的前行與熏習階段課程。在曆史上也屬于准備成熟階段。所以，達摩一到，經過叁代的調整與適應，中國的祖師禅法更斐然有成。
叁、在教學法方面：在大小禅法的過渡中，般若與佛性思想的萌芽，以及老莊、《周易》思想的重新厘訂，使佛、道兩家思想相交融，造成中國思想界的成長與擴大。並且由“知之”的領域，步入了“行之”的領域；致使在中國大地種下了卓然有成的修行方法。這當中由“知”到“行”，或稱由“修養”到“修行”的生活領域擴張，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教學法的一種突破與蛻變。這種教學法的改變，造成了中國思想界，尤其是佛教的大變革、大革新兩方面，都産生了新生命。
四、中國禅的形成：中國禅宗泛指禅、淨、律、密四大宗派，中國佛教則指唯識、法性、天臺、華嚴四大教派。中國佛教中的禅修及教下思想，都融入了中國道家的思想理念。在義學上對于佛法的诠釋、分析、解讀幾乎離不開中國傳統的哲思範圍。甚至對于佛境的诠釋與證驗，也全部都是中國人生觀的窮盡與超拔。而在行門的指導與楷模上，則是以老莊的自然平靜，與《周易》的天行健相交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稱爲中國佛教，比純佛教是較爲恰當的。
在此一大前提下，佛教本身也激蕩出幾番漣漪。首先是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經》及《陰持入經》中，出現了“心”、“空”、“般若”的思想概念。但因這些經典皆屬行門，故對義理並未深究。其後的魏晉玄談非但未促進禅法的精進，反而使般若之學有了長足的發展，這也爲後來的義學奠定了百家爭鳴的深厚基礎。而達摩的禅法便是在這一塊沃壤之上落地、生根、成長、茁壯，乃至百花繁盛。
清涼國師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及學風、道風之下，展開了他的思想建設。這其中他廣泛而靈活地運用中國人所熟悉的傳統的“思維模式”及“語言模式”，來表達佛教深邃的心靈境界。在他浩瀚的著作中，《心要法門》是最成功的代表作。而他在中印文化的交融上，更可謂是大成就者。他使當時以及現代的中國人都能夠清楚地明白“修行的要領”在哪裏，以及“爲什麼”。
這種情形就像現代人受了西方教育，滿腦子西方的思維及語言模式。若要將東方這種深邃的心靈境界，表達出來讓大衆了解及經驗，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西方的思維模式”及“西方的語言模式”來表達最有效。清涼國師深得個中叁昧。今日吾人欲將之重新表達，無非就是再一次運用新的思維模式及語言模式，重達一遍而已。值此付梓之際，聊述于茲，以明述而不作之意！
《心要法門》的特長是在破“心境的二元對立性”、“主客的二元對立性”、“能所的二元對立性”，這種兩邊偏執的對立性，是人類意識發達的大腦産物。以此“妄執”分別妄境，各以爲真、各以爲正，所以是非競起，善惡對立；殊不知這種妄執皆是一隅之見，不但不能促進個人乃至人類全體之福祉，反而幹擾了人類原本可以複元、恢複本來面目的“生命情操”。所以，清涼國師但以破妄執的立場，陳述世人的“通病”，並以此自然地彰顯了真理存在的標的。他這種不指而顯、不立自彰的行文筆法，不但可當“真理大師”的雅號，更可榮登“文字大師”的寶座。
但在譯文及批注中，筆者沒有清涼的文字情操，無法達到那樣高的水准，唯有依于今日西式邏輯的思維模式及語言模式，勉力去揣摩，或許還能讓人如實了知的地步，唯盼抛磚引玉，遠識大德共襄盛舉！
普賢行者 海雲繼夢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