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佛教界的組織化與僧教育

　　清末以來，對于佛教在思想上及經濟上，所作尖銳化的攻擊，佛教界的反應，真的是一點也沒有嗎？不，中國佛教在長期睡夢之中醒來後，爲了應付急變的社會，也出現計畫革新佛教的僧人。

　　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浙江天童寺的敬安(西元一八五一─一九一二年)，糾集江蘇和浙江的同志僧侶，發起了新佛教運動，在上海組織中國佛教總會，向臨時政府，請求保護寺産。敬安帶著會中所作的決議文件，到了北京，正在重要的折沖階段，他卻因之憂憤而死。他在修行時期，嘗燃二指供佛，故以八指頭陀之號稱于世。第二年(西元一九一叁年)五月，北京法源寺的道階等人，在北京組織中央佛教公會，試圖團結中國全體的佛教寺院，可惜由于袁世凱僭稱皇帝，不久又行退位等政治局面之混亂，未能達成預期的目的。

　　像這樣計畫著中國佛教的全國寺院大聯合的運動，因爲不像日本之有宗團組織，且要求著與世間社會隔離的中國佛教界，可說是破天荒的，這是爲了對抗清末以來社會思想急變的自衛手段。由于教團內部的不統一，此一大聯合的實現，大概到了民國十叁年(西元一九二四年)，由太虛等人首倡組織中國佛教聯合會，才見到新的氣象。那年的七月，由太虛發起的世界佛教聯合會，也在廬山召開，日本派了佐伯定胤及木村泰賢等人與會。爲了對抗已迄于各地方的廟産興學及打倒迷信等的所謂社會改革運動之實施，各省各縣，紛設佛教分支會的組織，期收共同防衛之效。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召開了中國佛教會第一次大會，其重要幹部，由圓瑛、太虛、太悲、谛閑、印光、王一亭等人所構成。然被視爲急進改革派的太虛等，卻招致了保守派的圓瑛等之反感。太虛于不久之後，即行脫會，另在南京組織中國佛學會，主張佛教徒的改革與團結；又爲需要人才以從事佛教徒的聯合組織，故以僧教育的刷新爲目的，對于過去那種毫無定規的佛教僧人之形態，起了反省，開辦了杭州僧學院、閩南佛學院、馬山佛學院等，太虛的武昌佛學院，則爲這些新僧教育的模範學府。

　　由于國民政府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各方面的成果很多，一頭睡獅，在醒來之後，即成了亞洲最大的國家。另一方面的日本，成了世界五大列強之一，充實國力，侵略滿洲，樹立了新的政權，致使中日兩國之間，産生了戰爭的危機。在此緊張的時局中，于民國二十五年(西元一九叁六年)，在國民黨中央的指導下，中國佛教會，也依准黨的活動而改組；在以往的社會，乃是絕對不許佛教界將關系涉及于政治領域的，對此問題的正反兩面，當時發生很大的爭論。有關僧侶的選舉權及軍事訓練等的問題，對于一向屏居于山林，專事于止觀及稱名的佛教徒而言，乃是從未夢想過的事；作爲現代國民一分子的僧侶，有關其社會的地位，卻在要求加以切實地檢討和反省。這對于中國佛教的近代化，有著很大的激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