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遼之帝室與佛教

　　建立遼國的契丹族，在南北朝之際，乃系據于潢水之南及黃龍之北的一個遊牧民族，元魏之時，開始自號契丹，所屬八部，到了唐時，耶律阿保機，兼並八部，統而爲一，于西元九一六年，自稱天皇王，都于東部蒙古的臨潢。這便是契丹帝國，遼王朝的誕生。此後，保持了約二百年的王統。阿保機，便是遼太祖。

　　遼之領土，包括滿州、蒙古，以及河北、山西之一部(燕雲十六州)。在其領土之內，渤海人及漢人，占的比率很大。從其建國之初，即崇信佛教，佛教在遼王朝時代，被尊爲國教。西元九一二年，首在臨潢建立天雄寺，第二代的太宗，又營造安國寺。太宗信仰觀音，嘗爲祈願皇太後的疾病痊愈，舉行齋僧的佛事。佛教因受皇室的皈依，迅速地隆盛起來，從其國力最盛的聖宗時代，經興宗，至道宗，也是遼之佛教的全盛時期。可是，遼朝崇佛行爲，並非出發于純粹的宗教信心。因爲，當異民族壓迫漢民族，支配著漢民族所居中國之一部或全部之時，在特異的征服王朝的政治情況下，佛教的處境，當然和從來的漢民族的情形不同。

　　最初，契丹族的固有信仰，是薩滿教，那是一種與民族製度相結合的宗教信仰。當其建國，爲了確立中國的專製君主權，便得尋求一種宗教，來打破民族的界限，導入超民族的、普遍性的精神信仰。與此吻合的信仰，唯有佛教。另一方面，在其建國之初的急務之一，是開發契丹內地的文化和經濟，爲此而實施了漢人的遷徙，在許多漢人由漢民族的居住地，遷到契丹之先，已爲他們在契丹建立了寺院，並請漢僧居住，用以安撫漢人，藉此收攬民心。再說，在其領土之內的諸民族，主要是爲了融合漢人和契丹人之間的矛盾，因此，采用了超民族的佛教信仰，便爲遼朝帶來了如期的好結果。因爲「佛不僅是中國的宗教」，契丹人和漢人，便在通俗性的佛教關聯下，結合起來。所以，遼朝的崇奉佛教，想其多少帶有照顧遼朝政治局面的用心。

　　聖宗本人，對于佛教的理解，相當深切，故以國家的活力作背景，推行了以佛教治國的政策。首先，爲了追薦供養對宋作戰時，兩國的陣亡將士，經營佛教事業，在各地建立寺塔，幸行諸寺，舉行佛事，一個月中，飯僧萬余人。由于皇帝首倡風氣，佛教教團也就有了顯著的發展機會，僧尼人數激增，高僧輩出。因此，私度的僞濫僧，亦複不少，故到統和年間(西元九八叁─一○一二年)，再次下達禁止私度的命令。

　　興宗也是皈依佛教的君主，他于重熙七年(西元一○叁八年)受戒，翌年一月，召僧入宮，使論佛法，且因聽《報恩經》的講說而有感悟。他常行幸寺院，屢作飯僧佛事。重熙二十叁年，爲了紀念開泰寺的銀佛像完成，舉行囚犯的赦免。我們必須注意者，是興宗的崇佛態度，便是他任命僧惠鑒爲檢校太尉等的措施，以任命國家的高官，來優遇僧人，僧侶而兼任叁公叁師等的高階官位者，達二十人之多。因之，爲了尊榮富貴而出家的人，也就不少了。

　　道宗在遼代諸帝中，可說是理解佛教最深，也是護法最力的一位君主，他對佛學，尤其是華嚴教學的認識，著有《大方廣佛華嚴經隨品贊》，另著有《發菩提心戒本》，他也通曉梵語。再從「一歲飯僧叁十六萬，一日祝發叁千」的兩句話中，也可看到道宗崇佛的熱忱；不僅飯僧與度僧，同時也造了很多寺塔。現存于滿蒙華北地區，許多建築于遼代的佛塔，皆此一時代的作品。遼之佛塔，大致是八角形的十叁層磚塔，塔的各層及各面，雕著佛菩薩像和天人等像，這種雕刻，雖屬中國風俗，但從現存的遼之佛塔，也可看出契丹獨特的風格。道宗一面設置戒壇，一面依循先帝的成例，以高階官位的任命，來優遇僧人。在此皇帝崇佛以及朝廷外護之下的遼代佛教，出現了兩大事業，那便是進行房山石經的續刻，和《契丹大藏經》的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