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宋儒與佛教

　　以科舉方式，登用人才做官的製度，雖起于隋朝時代，然從六朝以來，貴族門閥的勢力，杜塞了這一條路。隋唐社會，既爲這些貴族所獨占，當時的文化，也就不能不是貴族的文化。中唐之世，藩鎮崛起，晚唐以迄五代，則因地方節度使的軍閥橫行，引起了社會的混亂、莊園的荒廢、王侯貴族的沒落。起于此後的宋朝，便極力壓抑軍閥，建設文治的國家，結果，旺盛了新的官僚政治，伸展了帝王的權限。這是用科舉製度，廣攬天下修治儒家經學的知識分子，登用官吏，委以要職，輔佐皇帝的親政。也因如此，在有宋一代，見到儒學的興隆。但是，宋儒勃興的同時，他們即以唐代的文豪，韓退之的〈原人〉、〈原道〉、〈原性〉叁篇文章，作爲原動力，站在儒教的立場，對釋道二教，展開排擠運動。例如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朱熹等碩學之士，之所以加入了排佛的陣線，也是受〈原道〉的影響。然在儒家正當有著空前活躍機會的背後，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已侵入了宋朝的北方領土；抑製軍人，高揚文治的宋朝，也就不能不常常在屈辱的外交方式下求生存了。縱然在北方民族的重壓之下，彌漫著危機意識的儒家學者之中，仍與韓退之的主張，先後呼應，懷著國粹主義的心理，促成了尊儒排佛思想的擡頭。

　　歐陽修(西元一○○七─一○七二年)，是北宋的大政治家，也是一位文豪，他讀了韓退之的文章，起了深深的共鳴，因作《本論》叁篇，攻擊佛教，興隆儒學。在他編纂的《新唐書》及《新五代史》中，凡是有關佛教的記事，一律被他刪除，所以他是一位徹底的排佛論者。

　　明教大師契嵩(西元一○○六─一○七二年)，鑒于當時的儒家學者，推崇古文，尚慕韓退之的排佛論，竟然形成一時之風，因而自作〈原教〉及〈孝論〉等十余篇，以明儒釋一貫之道。此後，見了歐陽修的《本論》，又著《輔教編》，力說儒釋二教的一致之點。歐陽修讀了此書，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號六一居士，誦持《華嚴經》，以迄于終。

　　宋儒從研究中國古典，便以儒家的精神，作爲漢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史書的編纂，均表露了宋代這一時代精神。同時，由于曆史學的研究和發達，也將曆代王朝的正統性以及君臣的名分，通過曆史的敘述，有了明確的觀念。故當金軍入寇，和靖康之變以後，北宋滅亡，行都遷到臨安，在江南成爲南宋之時，仍舊期盼著卷土重來，證明南宋人士的國家意識還是很強。朱子以大義名分論，主張君主的絕對性；而且，宋儒貼切到時事問題，把對經學的研究，以實踐的姿態表現出來。這正是宋儒以國粹主義的立場，對于佛教采取排斥態度的理由之一。然而，當時的佛教性格，已經中國化，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宗教，並且活動在具有社會性的、相當廣闊的人群之中，于是，那些本來主張排斥的儒者們，後來也轉變過來，通過閱讀及交友的關系，知道了佛教，甚至做了佛教信徒，成爲居士。周濂溪，嘗就廬山歸宗寺的佛印和東林寺的常聰，學習佛教；張橫渠，也由常聰之處，接受了佛教的啓示，而與程明道討論性理之說；程明道與程伊川兄弟兩人，或參禅，或研究《華嚴經》及《楞伽經》，雖然對其思想的影響，並不太多；被認爲是宋學的大成者朱熹與佛教也有淵源，他私淑大慧宗杲，愛讀《大慧語錄》，他喜愛唐朝沩山靈佑的思想。

　　北宋張商英，爲了答辯歐陽修的排佛論，著了《護法論》，主張儒佛道叁教的宗旨是一致的，並無矛盾的存在。自北宋至南宋初的宰相李綱，作《叁教論》，論述了叁教一致的見地；南宋的孝宗皇帝，先向大慧宗杲學佛，退位之後，便對唐代韓退之的〈原道〉，作了《原道論》，爲之反駁，提倡了儒佛道叁教的調和之說。

　　總之，宋代的儒者，尊儒排佛，是在感情用事的心緒下，把佛教看作外來的東西，加以排斥；結果，當在認識了彼此的內容和本質之後，即以取長補短的態度，達成了叁教調和的論點。元朝的劉谧所寫《叁教平心論》，也是沿著這一線索，論述元代的叁教關系。

　　過去，隋唐時代的佛教，對于社會的教化活動，僅限于出家的僧尼，到宋代，一些有學問的居士，便開始熱心于佛教的信仰，介在僧尼及大衆之間，以他們的文筆，爲佛教思想的普及化與大衆化，盡了大力。由于北宋真宗的楊億，仁宗及英宗的蘇轼，神宗的楊傑、王安石、文彥博、司馬光等諸大居士的出現，構成了宋代佛教的一大壯觀。正由于居士佛教的隆盛，不唯將佛教推送到一般社會，也給了後世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