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會昌法難

　　雖然，連帶著佛寺的造立與僧尼出家盛行，發達了造像、寫經、佛具工藝等的佛教文化，但自唐朝中期開始，也産生了許多弊端。隨著佛教的繁榮，國家的佛教行事，華麗起來，徒使國庫的負擔增加。佛寺領有廣大的莊園，免除徭役，僧尼人數增多，又使國庫的收入減少，造成財政的貧乏。佛教與國家的利害相背，故有知識分子站在國家財政的立場，看到佛教的繁榮，深感有對教團加以整肅的必要。當時的道士趙歸真，導引唐武宗信仰道教，又有宰相李德裕的關系，遂斷然地推行了廢佛壞法的運動。

　　從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起，著手整肅全國的佛教教團，僧尼中有犯罪行爲者以及不守戒行者，悉令還俗。當時，禁止咒術和妖術，禁止僧尼保有私人財産，有則沒入國庫。長安一地，還俗者即達叁千四百五十九人。廢佛法令的嚴酷，與年俱增，至會昌四年，命令破卻所有小規模的佛堂，招提、蘭若等的無額寺院，原住之僧尼，一律還俗。尤其到了會昌五年，規定長安及洛陽，各留四寺及叁十僧人，天下各州，僅各留一寺，依其州之大小而分叁等，大州留僧二十人，中州十人，小州五人。此外的佛寺，全部毀廢，僧尼悉數還俗。由此廢佛政策的實行，被毀佛寺四千六百所；招提、蘭若等小規模的佛堂草庵，達四萬余所；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沒收了寺田莊園數千萬頃；佛寺所用奴婢十五萬人，也與還俗僧同被編入兩稅戶。金銀銅鐵的佛像佛具，均被改鑄爲貨幣及農具；佛寺的建造物，也悉數改爲公共設施的事業場所。

　　日本的慈覺大師圓仁，當時正在帝都長安留學，遭遇到了這一曠古未有的會昌法難之慘狀，故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四卷，載有詳細的記錄。但在會昌六年，也就是斷然推行嚴酷的毀釋運動的第二年(西元八四六年)叁月，因武宗之崩，繼承帝位的宣宗，又複興了佛教。不過，晚唐的佛教，已不再是昔日的面貌，隋唐教學佛教的傳統以及作爲其遺産的經論章疏，散佚了，傳承其教學系統的人才也絕迹了，終于和唐朝的命運一樣，漸漸地走上了衰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