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僧尼的社會活動

　　中國僧尼自六朝開始，即以方外的身分，住在佛寺過出家的生活，但和一般的社會，並非全無關聯。在唐代的官寺以及一般佛寺，舉行佛誕、佛成道、佛涅槃、盂蘭盆等法會，還有其他如聖節和國忌之佛事，由于作爲年中例行之事的佛教儀禮，朝野人士之參詣這種盛儀的行香風氣，非常之盛。尤其六朝以來就流行了無遮大會，乃是不分道俗及貧富而平等設齋的施食法會。唐中宗、唐代宗之時，嘗設大規模的無遮大齋于長安福安門外及化度寺內。到了唐中期以後，參集佛寺所行的年中行事的法會者，流風已普及廣大的一般大衆，爲此而有將《維摩經》、《法華經》、《淨土》等經典內容，用平易的譬喻和有趣的因緣表達出來，那便是「俗講」的産生。擔任這種民衆教化的僧人，稱爲化俗法師，或呼爲俗講師。文溆，便是敬宗與文宗時，最最傑出的化俗法師。這從發現于敦煌千佛洞許多變文與變相，可以注目到當時的佛教，在思想和信仰方面，已普及一般的民衆階層。

　　命令天下諸州建立大雲經寺的則天武後，也命令設立悲田院以收容孤兒及孤老；設立養病院以對疾病者施予醫藥的治療。凡需經費，均由官府支給，管理和經營，則由佛寺的僧尼擔當。在長安及洛陽，政府設置的悲田坊和養病坊，雖由僧尼負責，卻是由佛寺産生的獨立機構。這種救濟事業，繼續經營到武宗的會昌法難，對于佛寺的悲田和養病的施設，也未被廢止，兩京的養病坊，許有土地十頃，諸州則依收容人數的多寡而許有土地五頃、叁頃、二頃不等，用以支給此一事業的繼續經營。可是，僧尼們並不僅從事于這種國家所辦的救濟事業，尚有洪昉禅師，以行乞所得的淨財，在陝州龍光寺，建立收容數百位病人的養病坊，使之度其療養的生活。

　　唐代的佛寺，有以寺庫內所保有的無盡藏，經營碾硙、車坊、店鋪等事業者，此以長安化度寺的無盡藏院最有名，這是隋代的信行禅師，于所創叁階教的教義而設置的。本來，這是經營寺院門庭的一種手段，增進寺院的財源，以備不時之災害和堂塔之修理；因以剩余物資貸出所得利潤，輾轉生息，故謂之無盡。若逢凶年的窮困之人，便給予無利息借貸，有時必要，則以赈給方式放出，因而成了全然的社會救濟事業。此一事業，到了唐代，同樣受到歡迎，則天武後曾將無盡藏院移至東都洛陽的大福光寺。可是，利用它的，並不限于長安及洛陽的市民，它顯著的活動，遠自燕、涼、蜀、趙等各地，亦有向其求取借貸的事件。然在過于盛大之後，弊端亦隨之産生，故于玄宗斷禁叁階教之先，便將無盡藏封鎖起來。無盡藏也非叁階教的獨占事業，天下佛事，也設有類似性質的寺庫經營；到了宋代，將之稱爲長生庫。這與日本江戶時代推行于寺院中的無盡講以及賴母子講等的淵源是相通的。

　　另外，唐代的僧尼，爲一般居民所設的治水事業、橋梁之架設、義井、義船和宿舍等的社會事業，也盡了力。例如擔任徐、泗、濠之叁州僧正的泗州開元寺的臨壇大德明遠(西元七六五─八叁四年)，因其憂慮淮水及泗水的泛濫，居民被災者太多，遂策動郡守蘇遇等人，種植松、楠、桧等樹苗一萬株，以防水災造成的苦難。又有道遇，于唐武宗會昌四年(西元八四四年)策畫開鑿洛陽龍門潭的八節灘，以利洛水的水上運輸。傾心于淨土信仰的潤州昙融，緣于彌陀以四十八願度脫生死苦海的衆生，而在天下叁十余州，架設橋梁達四十八座。蒲州的明渡，也因彌陀的本願，是將凡夫渡至淨土的船舶，所以親自做了黃河的渡守，以過其度人的生涯。由于山西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來自各地參拜巡禮者極多，爲應這些人的休憩和宿泊之需，設立了好多名爲普通院的處所。此在日本慈覺大師圓仁所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著有關他去五臺山沿途所見普通院的狀況。這與印度阿育王所設的福德舍，和日本行基及最澄所設的布施舍，性質相同。

　　佛教，于政治力所不及的，一般社會的孤獨者、貧窮者、疾病者，做著種種的社會救濟事業。從對生命的尊重，到愛護生物的放生，對刑滿出獄者的保護，凶年饑馑時的衣食赈給，以及義井、義船、義橋的設施，乃至推展到植樹與免費休憩宿泊所等各種社會福祉的工作。用這些佛教的社會設施，表露了佛陀的悲田與福田思想，發揚偉大的慈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