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僧尼的管理製度

　　看了唐代的律令格式的具備，便知那是完成法典體系的時代。佛教，持有印度傳來的律藏，以其戒律作爲教團的自治和經營的規範。但是，中國佛教的社會發展，不僅對內有師弟、弟子、兄弟等的相互關系，尚有對外方面的社會國家的種種問題之處置，因而産生了超出于古來戒律範圍的東西，作爲中央集權的國家，也就有其多少要在法製上加以規定的必要。依據《故唐律疏議》卷六的名例、卷一二的戶婚、卷一九的盜賊律，對于僧道之犯罪者，有依俗法推勘之判例。再看日本的太寶律令、僧尼令二十七條，一向被認爲是依據被牧于唐永徽律令的道僧格而來。至于唐所謂之道僧格，近幾年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貞觀律令的製定爲止，唯其條文散佚不詳。唐朝國家對于佛道二教的諸問題，采取以俗法推勘的方式，亦以處理犯罪的僧道，這些基本的條目，可知已規定在道僧格之中。因此，依以戒律組成的佛教教團，在自治權方面，已感受到極大的侵害。但在掌握著廣大領土的唐朝，在其世界性的專製君主的國家政治的體製之下，應加以注目者，乃是對佛道二教的宗教行政之組織化。

　　唐朝，嚴禁新佛寺的建造，嚴守佛寺定數製的方針。隋代的佛寺，是以寺監統理衆僧，唐朝的佛寺則定出了稱爲叁綱之製的上座、寺主、都維那的職稱，由衆僧之中推舉産生之後，國家予以任命。

　　然在唐初之際，中央及地方的僧官製，尚在不振作的狀態之下，故于唐高祖武德初年(西元六一八年)，起用十大德，來管理僧尼，這是從國家行政之急切整頓中産生的。到了唐中期，便漸漸地完成僧錄製度。唐憲宗時，任命端甫爲左街僧錄，靈邃爲右街僧錄，也就是在京城長安的佛教界，設立分爲左右兩街的僧錄，以統理首都內的佛寺及僧尼。在這之前，唐都長安，盛行造寺起塔的功德事業，受命經辦這種事業的長官，稱爲修功德使。代宗之時，第一任的內外功德使，是李元琮與李憲誠，他們兩人，都是不空叁藏的在俗弟子。以一位統率首都長安禁衛軍的李元琮爲京城寺觀功德使；又以另一位在宮廷享有權勢的宦官李憲誠爲內功德使，以唐都長安作中心，指揮推展寺觀的修理營造，以及盛大的佛教法會儀禮的舉辦。這便是不空叁藏宣說的禳災招福的國家佛教。然到德宗掌政之初，諸政爲之一新之際，對于這種以掌軍務之人擔任功德使，而與唐室統理釋教的性質全然相違的事，一時曾被廢止，但在不久之後，又形複活。這樣的功德使權力很大，乃至掌握鴻胪寺的僧道人事的推舉權，然此權勢的發揮，竟未考慮到唐室的衰微，繼續進行著造寺起塔以修功德的事業，此也正是引起武宗會昌破佛運動的遠因。

　　對于中央稱爲僧錄的僧官，另有地方的十道，名爲僧統的僧官，又有各州被呼爲僧正的僧官，住于開元寺等的各州官寺，統理轄內的佛寺及僧尼。一到唐代中期之後，由中央而到地方的僧官製度，已經完備，但其權限，全被俗官的形勢所奪。縱系鴻胪寺之所管，亦因功德使的出現而權限轉移。不過，開元之後的有唐一代，以尚書省之下的祠部，作爲統理佛道二教的中央官署者，乃是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