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

　　──佛教和國家性質與社會活動

　　第一節 國家和佛教

　　宗教和政治，雖有其個別的使命與領域，但在同一個社會上所形成的教團及國家之間，一定也有其密切的關系和深切的關聯。發源于印度的佛教僧伽，本以其獨有的戒律，形成爲自治集團，極少受到國家或政治上的幹涉，乃是享有治外法權的一群。這種將佛法與王法井然地區分出來的佛教，向中國東漸傳播，發展在專製君主的社會中時，首先便受到有識之士的嚴厲批判。佛教在漢民族間，由信仰而學習西域沙門之出家的人數增加，進入佛寺，形成教團，開始了社會活動，這樣的風氣，漸漸地流行之時，便與社會及國家之間，發生了種種的關系和牽涉。中國的每一個人，見到出家人之不能像他們自己所願望的那樣而不顧念其家族者，這便成了問題。放下對于家中年老雙親的孝養，及其死後葬儀之辦理，還有家族傳統的祖先祭祀等家族社會中的孝道倫理之行爲于不顧，獨自出家爲僧尼，而過寺院的生活。更嚴重的是由于僧尼之專念佛道的修行，同時在戒律的規定下，不得從事農耕的生産活動，連帶著也免去了國民的稅賦義務。由于這一不成文的法律，給予了僧尼的特權，遊手好閑者之希望出家的人數，便急速地增加起來，因此也反映了社會的不安。佛寺及僧尼數字之增加，無異是增加了同樣數字的消費者，一方面戶口減少，國庫減收，另一方面，對一般人而言，大大地增加了其生産以及課稅的負擔。佛寺之造立和僧尼之增加，固然是說明了佛教教團的繁榮，但其過度了的話，便會破壞到國家社會的均衡，適足與家族製度的社會以及國家的財政之利害，背道而馳。這對于爲政者的立場來說，要其默然無語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