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五衆與四方館

　　在當時的佛教界，受教于學德兼優之高僧座下的學徒雲集，各地的大寺院中，因有領導這些學徒大衆的事實存在，便有所謂「衆」的成立。遂于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西元五九二年)，文帝以敕命選出學德兼備者，設置了所謂「二十五衆」。在這同時，又設定了「五衆」。這可以說是佛教在中國公開化的宗派差別之團體的最初面貌。依據《續高僧傳》卷一五的記載，此所謂「衆」者，均能通曉叁學，每日登殿，讀誦衆經，並且講說，以京師爲中心，伸出教化之手，遍及各個地方。他們又被分別稱爲「衆主」、「摩诃衍匠」、「教讀經法主」等。其中以僧粲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诃衍匠，僧琨爲二十五衆教讀經法主，慧影爲二十五衆主。像這樣的「二十五衆」，可說是指通達佛教全部學問的領導者而言；至于「五衆」，乃是指對于諸經論有專門知識的代表者而言。請看：1.法彥及寶襲，爲大論衆的衆主；2.智隱爲講論衆的衆主；3.洪遵爲講律衆的衆主；4.童真、法總、善冑，爲涅槃衆的衆主；5.慧遷爲十地衆的衆主。若從這五衆衆主的特長來判斷，他們的佛教專門知識，也可說是從前代南北朝以來學風之延長。此時天臺智顗，以及叁階教的信行，雖已去世，他們所建立的教學及宗教的實踐，尚未得力，但由前代傳下的既成教團的勢力，則頗有力。特別是那些「衆主」師僧，例如慧遠、慧藏、昙延、僧休等人，均被尊爲五大德或叁大德而馳雄名于當時的教界。由于這些「五衆」的活躍，可以想見，在全體的佛教教團內，對于經論作分科研究的形態，已漸趨于表面化，在思想方面也漸形成激烈化對立狀態。因爲，根據僧傳的資料，除了五衆之外，尚有華嚴衆、禅衆、頭陀衆的名目，當時衆「衆」簇生的情勢，由此可見。不過，「五衆」之名，在文獻上，到了開皇(西元五八一─六○○年)以後，便不複見，所以其在官式使用的壽命相當地短促，但在此後約一百五十年的日本天平十九年(西元七四七年)之際，在日本佛教界則有了修多羅衆、叁論衆、律衆、攝論衆、別叁論衆之「五衆」的出現。這是模仿中國佛教所有的「衆」爲型範而設置的，但卻不是文帝當時的狀態，由此推察，不難理解到文帝之後的中國佛教界，仍以大寺院爲中心，保持著「衆」的存在。再說在當時的日本，聖德太子以其作爲推古天皇攝政的身分，以儒佛的精神，改革內政，同時以遣隋使的派遣，來吸收外國文化。此在《隋書》中說，開皇二十年有使節從日本來中國；《日本書紀》中也說，于推古天皇十五、十六、二十叁年，叁度派出遣隋使。遣隋使的派遣目的，則在學習先進國隋朝統一天下的偉業，以期克服日本國內在社會及思想上的矛盾，確立求取新的政治路線。

　　爲了設置教育來自外國留學僧的場所，隋炀帝時代，特別啓用洛陽的鴻胪寺四方館，敕任淨業、靜藏、靈潤、神迥等四高僧，負責對于留學僧的教育。他們都是屬于慧遠及昙遷法系之下的人物，乃系涅槃、攝論、十地等的專家，以他們的所長來教育新進的學生，那麼也就不難理解到當時留學僧的研究內容是些什麼。此外，《續高僧傳》又告訴了我們，在四方館裏，也常有盛大的講經法會，講的是《金光明經》及《仁王經》等的護國經典。據說也曾作過佛典的刊定或校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