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真谛

　　江南的譯業，雖活潑于劉宋初，但以齊梁二代的佛教昌隆而言，算是緩慢的。到了末期，因再由海路迎來了譯經家而趨于隆盛。代表者便是真谛(Para-mārtha波羅末陀西元四九九─五六九年)。他是西印度人，應梁武帝之請，于大同十二年(西元五四六年)從海路到廣州，梁武帝太清二年(西元五四八年)至建康，受到武帝的知遇，後因侯景之亂，移住富春(浙江省)，曾經一度回建康，旋避梁末戰亂，開始輾轉于豫章(江西省南昌)等地，即在流浪生活時，陳代宣帝太建元年(西元五六九年)寂于廣州。然而，在此期間，他仍于顛沛流離之中，專念于經論的翻譯，達四十九部百四十二卷，尤其譯出《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大乘起信論》、《十七地論》、《決定藏論》、《中邊分別論》、《轉識論》、《金光明經》、《佛性論》、《唯識論》、《叁無性論》、《阿毗達磨俱舍論釋論》，而使中國出現了攝論宗及俱舍宗，同時爲唯識學開了研究的端緒，給佛教教學上作了一大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