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經典的成立

　　釋尊的說法，最初並未記錄成文，而是由長老比丘，記憶背誦，以口傳口地傳授給弟子們。這不僅是佛教的現象，在古代印度，如《吠陀》，爲了傳持偉大的法，口誦傳承，是唯一的手段，佛教也沒有例外。在釋尊滅後，諸弟子集合起來，將各自傳持的教法，唱誦出來，由大家訂正各自的傳持和佛陀所說的異同，搜集教法，以防止遺教的散佚，這就稱爲「結集」。但是，由于歲月的累積，連帶著教法分量的增加，造成了背誦的困難。同時僅靠背誦，也不免要産生異說異義，很容易就引起教團的混亂。于是，就産生以文字保存聖法的動向，佛教的經典，便在如此事實的要求之下成立。這是在西曆紀元初的事，佛教傳入中國，恰巧就在這一時期。

　　中國人早先知道有佛教，雖是楚王英所信奉的那個佛教爲始，中國佛教基礎之鞏固，則待後漢末葉，有了漢譯的佛典爲始。後漢末葉，在桓帝(西元一四六─一六七年)在位之時，到中國的僧人之中，有安世高及支婁迦谶(Lokaṣema)兩人。

　　安世高爲安息國王子，父王去世，他便趁機出家，及長，學習阿毗昙並通禅經。在桓帝及靈帝(西元一六八─一八九年在位)時代來華，約二十年間，專心從事于經典的漢譯，譯出有《四谛經》、《轉*輪經》、《八正道經》、《安般守意經》等經典，達叁十四部四十卷。這些都是小乘經典。安世高因避後漢末的騷亂，而至南方，據說寂于浙江會稽，細節則不得而知。

　　支婁迦谶則稍後于安世高而到中國，他出身于月氏，在桓帝之末，到達洛陽，于靈帝時代，譯出《道行般若經》、《般舟叁昧經》、《首楞嚴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計十叁部二十七卷。這些都屬于大乘經典。

　　以上二人，同于後漢末或西元第二世紀中葉，在帝都洛陽，個別譯出小乘及大乘經典，其原因是兩人出身地域所行佛教系統之不同。然而，將如此的經典提供給中國人的，是四聖谛、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原始思想形態的小乘經典，以及具有顯著發達的教義思想之大乘經典，無非是容受了同爲釋尊一人所說的教法而來。在當時也沒有對于大小二乘經典的成立，抱有疑問，也沒有考慮其間曆史發展的過程。由開始以來，已將流行于西域的大小二乘的經典，全部視爲佛陀親口所說而被接受，中國佛教的特殊性，事實上即從此時開始。

　　再說中國民族接受佛教，是出于怎樣的態度呢？當佛教傳入中國的漢代，乃是架構于漢民族高度的固有文化的基礎之上。由于如此，一種全然不同的文化之傳入與流布，首先要在中國人的思想與信仰中找到共通之點作爲媒介，那是很顯然的事。漢代雖是以確立儒教學術的時代，不過，在儒教之外，也有一派樂于隱逸生活並以老子爲宗祖的道家，在民間，起源于不老長生及神仙方術的道教之流行，也不容否認。因此，到了後漢之世，神仙、方術、圖谶等之迷信，非常風行，將黃帝與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行咒術而獲得世人的信仰。所以當外國沙門到達時，中國人一見到穿著奇裝異服，並對偶像(佛像)燒香禮拜，誦持著漢人所聽不懂的經文，舉行著宗教儀式，所給予中國的印象，不過也是方士之類；他們舍棄世俗的生活方式，與道家的隱逸之士相比，也沒有不自然的感覺。伴著這一印象，佛陀也被比作黃帝和老子來加以想象。

　　前面所講的楚王英的近側，就有方士，英自己是「誦黃老之微言」的人，同時也是崇佛的人，又有漢桓帝，奉祀黃帝、老子及佛陀，盛行宗教之事，因而在襄楷上谏的言詞中，也有「世間以老子入夷狄而爲佛」的說法，均爲值得注意的事。佛陀並不需要和黃老同時登場，此時則被視同黃老，佛教被視爲中國原來的黃老之教，同一性格的傳說，別無其他，佛教首先被當作與黃老之教近似的東西，而被漢人社會之所容受。故在漢末的蒼梧太守牟子所作的《理惑論》，是以調和儒、釋、道叁教的思想爲基准的；將佛置于儒道二教之上，此爲考察中國古代之接受佛教，提出了重要的論題。唯其有關此書的著作年代，尚無定論，或謂出于宋齊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