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佛教傳播的路線

　　形成東方文化的兩大支柱，便是由印度河流域至恒河流域的廣大範圍的印度文明，以及由黃河流域發展至揚子江以南的中國文明。從發生這兩大文明的地勢、氣候、風土而至其居住的民族來說，是全然不同的；在此兩者之間，由于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的橫亘，人類難得輕易的來往，因地理的阻隔，而使彼此間在長時期內沒有接觸和交流的機會，以致完成了個別獨自的文化，那就是印度型的文化圈與中國型的文化圈。

　　印度佛教史的任務，是要把握住興起于印度文化圈中的佛教的發達史，已經刊行的「印度篇」，便擔負了這樣的使命。繼續下來的「中國篇」，乃要明確地掌握印度佛教傳播至亞洲各地，如何被各地的居住民族所容受的史實爲課題。爲此，便不得不考慮到在廣大的佛教文化圈中的進展路線了。印度的佛教，在西元前叁世紀時，由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的出世和對佛教的外護，不僅使得新興于恒河流域的佛教，受到全印度人的皈依，並派遣傳道使者，越過印度國境，獲得了傳播給予異民族的機會。此使自西北印度以至希臘的殖民地諸國家，知道了佛教，所以也使希臘人及波斯人支持並信仰了佛教。此後，在東方的中國文化圈的漢帝國，是起源于經營西域的所謂「絲路」，開發了東西交通；印度的佛教，最先便是被來往于「絲路」之貿易的商人所支持，由中亞細亞，傳播到極東方的中國文化圈的漢民族之間。但此經由西域陸路而使佛教東漸者，不僅是一種印度宗教的布教活動，對于廣大的東方，也可見到其接受了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的複合文化的東傳，和中國文化的交流。其結果，便使東方文化的形成，具有了世界史的意義。

　　另一方面，在錫蘭，沿著印度洋的海洋線，向南方伸展出了佛教的布教路線。西元第二世紀以後，羅馬人開發了海上交通之際，佛教也利用南海的貿易航路，推展到了南方各地，既爾又看到佛教從海路傳到中國文化圈來。所以，中國的佛教，先是來自于西域陸路的開發，繼之則爲利用了南海航路的外國沙門和高僧的傳道。接著，在中國人之中，也有了朱士行和法顯那樣的求法僧，親赴印度佛國，巡禮聖地佛迹。這是在西曆紀元以降，曆數百年的長久歲月，彼此往來逐漸頻繁之後，遂使代表印度文化的佛教，移植到了中國文化圈中。作爲這種情勢的中國本土，容受外來文化的結果，便是整體性的東方文化的成立。這是中國隋唐時代的事了。

　　由于西藏的興起，唐朝與印度的關系，也因打開了往來的門戶而密切起來，在西元第七、第八世紀以後，便打開了這條連結于中印之間的，橫斷山脈的，內陸中央的交通路線。印度的佛教，傳入西藏而成喇嘛教，乃是晚唐以後，吹向中國佛教界的新風氣。由青海至內外蒙古，自熱河及于華北的喇嘛教之活躍，全是經由此中央橫貫的路線而來。前面所說由西域之陸路及南海之航路，借著商隊的貿易者爲媒介，將佛教傳播于農耕民族的社會；此一由內陸的中央橫斷路線而東漸的喇嘛教，則發揮了遊牧民族的特異性。印度佛教，利用了這些交通路線，傳播于信奉東方薩滿教(Shamanism)和多神教的亞洲各地之時，作了如何的判定，又作了如何的融會？這便是「中國篇」要加以明確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