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林設計，喜新奇器玩。著述甚豐，但多已不存，主要著作有《離六堂集》和《海外紀事》。1696年秋大汕回廣州後，出巨款修建長壽寺、峽山寺，並擴建澳門普濟禅院。長壽寺位于廣州城西郊，萬曆叁十四年(1606)巡撫禦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廢。經大汕重修的長壽寺，“文木爲梁，英石爲壁，曲房奧室，備極精工”(注：張渠：《粵東聞見錄》。)，具池沼、園林、宮室之勝。內有離六堂，池水與江潮相通，池上複有小橋。清遠峽山寺，又名飛來寺，爲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後轉贈大汕作爲長壽寺下院。澳門普濟禅院祖師堂，是專門紀念禅院開山祖師大汕和尚的內堂，堂內懸挂著大汕的自畫像，畫中法師長發披肩，目光坦蕩。兩旁的對聯“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道出了他的傳法業績，也透露出這些寺院之間的密切關系。
清代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湛然圓澄和無明慧經門下，其中，前者習稱雲門系，後者習稱壽昌系。清初曹洞宗中影響較大的禅師，乃多出自壽昌系。石濂大汕就是屬于曹洞宗壽昌系的僧人，關于其禅法傳承，曆來爭論頗多。大汕的早期學法經曆，難以詳考。據稱曾印法于覺浪道盛，他也自稱是道盛的嗣法弟子。
大汕著有《證僞錄》一書，批判由霁侖超永等編的禦序《五燈全書》。大汕反對《五燈全書》把覺浪定爲曹洞宗叁十叁世之說，而將覺浪定爲第二十八世，他自己當然也就是第二十九世傳人。這一說法雖然在當時不能被大多數僧侶、文士所接受，但卻被澳門普濟禅院所承認。今天普濟禅院祖堂中的《西天東土曆代祖師菩薩蓮座》，上寫“洞宗第二十九世開建長壽飛來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注：鄭炜明、黃啓臣著：《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11月第1版，第17頁。)， 將大汕視爲開山祖師，尊崇備至。
大汕的禅法思想和人格特征，包括其俗世化傾向、叁教合一觀念、禅淨一致理論與實踐、不忍忘世的情懷、富有商人氣息的風格等等，都明顯地受到了嶺南佛教的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澳門佛教的特點與走向。
大汕晚年雖然受到清當局的逮解和許多士大夫的冷落與批評，被貶爲“混迹法門，追逐名利的投機家”，被稱爲“妖僧”，以至死于押解途中，但在澳門，由于大汕對普濟禅院的重修，和他對發揚和堅持中國佛教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而受到普濟禅院及澳門佛教界的一致推崇。可以說，說到澳門佛教，不能不說普濟禅院；而說到普濟禅院，則不能不論及大汕和尚。
大汕之重修普濟禅院，其意義不僅在于使這一澳門的最古老寺院有了遠勝昔日的規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紀末中西文化交錯雜陳的澳門，通過對普濟禅院的重修，使這一具有中國傳統風格的寺院成爲堅持和保存中國文化的陣地，同時也成爲明末清初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
在17世紀末的澳門，西方天主教正通過這裏傳向中國內地。此時的澳門，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紛雜。中西文化相互交錯、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與東方禅林並列雜陳，中華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戰與沖擊。在這個時候，大汕重修普濟禅院，尤如樹起了一座中華文明的豐碑，對于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重修之後的普濟禅院，同時也變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遺民文士的聚集地。慵叟在《澳門雜詩》中說：“明末諸遺老多爲澳門之行。”而來澳門，又多居于普濟禅院。現在，普濟禅院中仍存有迹刪的草書屏條、天然函罡的行書詩軸、澹歸和尚的《丹霞日記》和行書條屏、羅岸先畫的《米南宮拜石圖》、黎簡的行書對聯和隸書中堂、陳恭尹的詩幅等等。“普濟禅院在叁個多世紀中成爲了在澳門這個中西文化雜陳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華文化的中心地”(注：姜伯勤著：《大汕大師與禅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志》第13、14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第131頁。)，這與大汕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叁)近代的振興
經曆了清初佛教的短暫興盛，到了清中期以後，以禅宗爲代表的佛教在全國範圍內呈現出不可避免的衰落趨勢，澳門佛教的發展也陷入停滯。到了清末及民國初年，隨著大陸佛教複興運動的蓬勃興起，澳門佛教出現了第二次高潮。
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寺院的普遍重修和擴建上。寺院是佛教活動的主要場所，寺院的多少和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興盛或衰落。普濟禅院經過大汕的重修之後，清嘉慶戊寅年(1818)又重修了一次。經過這次重修，禅院已頗堂皇，但內部左右偏殿，還未有西廳各堂，東廳亦只有數楹，僧舍過少，名實未符。到鹹豐年間，曆經40年的風雨侵蝕，詹牙殿角，已呈飄頹。當時住持暢瀾和尚發起募捐，于鹹豐八年戊午(1858)大事重修，東偏拓展園亭，增建僧舍，西廳各堂及地藏殿亦相繼落成。今日所見的普濟禅院，其大致規模，即于是次重修擴建而奠定。(注：李鵬翥著：《澳門古今》，叁聯書店香港分社／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9—220頁。)
另外，澳門佛教淨土宗寺院菩提禅院(約始建于1933年)和無量壽功德林(始建于1925年)皆始建于本世紀二叁十年代，屬于澳門禅宗另一重要派別臨濟宗的寺院藥王禅院(始建于1933年)和竹林禅院(始建于1911年)亦創建于這一時期。
觀音信仰是澳門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觀音廟的修建和擴展與佛教的發展狀況是同步的。這一時期，在澳門本島及離島新建的觀音廟有位于氹仔的觀音岩廟(建于1871年)、位于氹仔墟的觀音堂(約建于1902年)等，位于路環九澳的觀音古廟也于1839年得以重修，位于澳門旺廈的觀音古廟更是于1867、1876和1882年數次重修(注：鄭炜明、黃啓臣著：《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11月第1版，第14 頁。)。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佛教在近代澳門的興盛與發展。
澳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與繁榮，還表現在佛學教育的開展、佛教組織的創立以及佛教出版物的出現。澳門女子佛學院即始建于這一時期，創辦者是香港紳商何東的夫人張蓮覺居士。張居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徒，熱心公益，爲了改善港澳地區的女子社會地位，于1929年在澳門和香港兩地分設寶覺日夜義學校，又在澳門無量壽功德林創辦女子佛學院。女子佛學院得到了功德林創辦者張玉濤居士的大力支持，招收了數十名港澳學生，在此研習佛學，接受教育。後來由于張玉濤居士出家離職，佛學院無人授課，自行停辦。
本世紀30年代末，竺摩法師從內地來到澳門，不久，在澳門創辦了澳門佛教界曆史上第一份自己編輯出版的佛教刊物——《覺音》月刊，編輯部設在位于叁巴仔街的無量壽功德林。《覺音》的創辦成爲溝通澳門佛教界和內地佛教界的重要橋梁，爲澳門近代佛教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由尹法顯居士創辦的澳門佛學社是澳門最有影響的佛教組織之一，該社曾于1951年8月17日出版《無盡燈》創刊號， 該社社長也是竺摩大師；澳門佛學社在1952年曾開辦澳門佛學社佛教平民義學，收學生40余人；1953年又邀得香港的弘經法師至澳門宣講《心經》。1953年秋天，比丘尼淨覺、覺源兩師徒創辦澳門淨覺學社，有學生40余人。
本世紀40年代末，澳門佛教界還有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事情，就是虛雲大師的澳門弘法。1947年農曆八月初一日，應澳門佛教僧俗釋寬如、釋寬榮和李民欣居士的邀請，虛雲大師來到澳門講經說法，在平安戲院開示歸戒。此次說法，盛況空前，影響甚大，皈依者衆多。在說法中，虛雲首先宣說什麼是“法”，認爲“法者即衆生心，衆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即法即心，即心即法”(注：鄭炜明、黃啓臣著：《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11月第1版，第18頁。)。 然後依次講叁歸五戒，“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小乘戒，皆以叁歸五戒爲根本……故叁歸五戒，是導世之良津，拔苦與藥之妙法”。因此，“先釋叁歸，次明五戒”(注：同上引書，第19頁。)。在對叁歸五戒的闡述中，他把叁歸和五戒歸結爲“一心”與“攝心”，認爲，叁歸“雖名叁種叁寶，其實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注：同上引書，第20頁。)，若要不犯五戒，“重在攝心，妄心若攝，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種惡業，何由而生”(注：同上引書，第23頁。)。虛雲大師的澳門弘法，在近現代澳門佛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叁、現狀與展望
在澳門，現有大小廟宇40多所，以及數十所土地廟神社。在這些廟宇中，可稱得上“遍地寺廟，滿天神佛”。這大小寺廟宮觀，多數集中在澳門本島。這些廟宇有的屬佛教系統，供奉諸佛菩薩及其部屬，如觀音堂、菩提園等；有的屬于道教系統，如位于叁巴門的呂祖仙院等；有的屬于敬天法祖的儒家正統；但絕大多數是屬于融合儒、釋、道叁教于一體的民間信仰，如屬于媽祖信仰的媽閣廟、天後宮、天後古廟，屬于觀音信仰的觀音堂、觀音岩、觀音古廟，還有康公廟、譚公廟、北帝古廟、蓮溪廟、康真君廟、醫靈廟、包公廟、叁婆廟、叁聖宮、武帝殿等。在這些廟宇中，供奉著形形色色的神靈，他們或者各自爲政，互不相擾； 或者和平共處，一起享受信徒的供養和禮拜。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大多數廟宇，特別是屬于道教和民間信仰系統的，一般都沒有出家人居住，而由在家信徒或街坊值理會負責管理。
澳門現存的有出家人居住的廟宇大都是屬于佛教系統的，這些廟宇分屬于比丘、比丘尼兩個系統，其中，屬于比丘系統的主要有普濟禅院(俗稱觀音堂)、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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