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吐谷渾孫葉延時，仿效漢族帝王傳統，以其祖之名爲氏，亦爲“國號”，初步形成了一套簡單的管理國家的政治機構。從此，吐谷渾亦由人名而爲姓氏、族名，乃至國名。從吐延建立政權至阿豺時代(417-426年)，是吐谷渾逐漸發展階段。當時吐谷渾北部先後建立有前涼、前秦、後涼、西秦、南涼、北涼、夏等政權，爲了能立足于強悍的群羌之地，在十六國、南北朝群雄割據、政權更替頻仍的情況下，吐谷渾積極利用各種矛盾，周旋于強國之間，努力發展自己。吐谷渾與北方其它政權發生關系是從碎奚時代(351-375年)開始的。當時前秦勢力向西發展，爲不殃及自己，碎奚向苻堅遣使獻物，被苻堅拜爲安遠將軍、漒川侯(注：《晉書》卷一一叁《苻堅載記》上。)。西秦對吐谷渾的威脅最大，爲了北境的安甯，視連、視罴在位期間時而被迫向西秦稱臣納貢，時而與之兵戎相見。西秦拜視連爲沙州牧、白蘭王(注：《晉書》卷九七《吐谷渾傳》。)。樹洛幹和阿豺兩代可汗不僅從西秦手中收複失地，而且擴土發展。阿豺時又遣使劉宋，欲聯宋抗秦，被封爲澆河公(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渾傳》，《宋書》卷九六《吐谷渾傳》。)。慕利延兄慕璝爲可汗(426-436年)時，吐谷渾由發展進入興盛時期。他通劉宋，被授隴西公，據《魏書•吐谷渾傳》載：“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慕璝與北涼沮渠蒙遜、夏國赫連定以及劉宋聯合抗禦西秦。431年赫連定滅西秦，旋爲慕璝擊潰擒獲並送北魏都城平城，慕璝因此被北魏封爲大將軍、西秦王。通過一系列戰爭，吐谷渾占據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擴展了統治地域，其東北部抵達隴西一帶，擁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涼州的一小部分，獲得了西秦、夏兩國的大量人口和財物，乞伏氏、赫連氏後成爲吐谷渾統治集團的組成部分。吐谷渾從此進入強盛時期，並與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聯系。需要指出的是，吐谷渾鄰近的這些政權大都笃信佛教，許多高僧在那裏講經弘法並被崇爲國師或軍國顧問，聲名遠揚，吐谷渾不可能沒有受到影響。尤其是慕璝的領土擴展，將許多佛教的勢力範圍納入吐谷渾的統治之中。如隴西秦州，爲西秦的領土，5世紀初佛教在隴西地區已相當興盛，至今遺存的永靖炳靈寺和天水麥積山石窟都有西秦時的繪畫和雕塑。在麥積山，與慧覽俱以寂觀見稱的禅宗高僧玄高等當時在那裏修行，據《高僧傳》卷第十一習禅《玄高傳》說山上有徒衆百余人。涼州作爲魏晉以來河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更是佛教向東傳播的主要地區。《魏書•釋老志》載“涼州自張軌以來，世信佛教”，鸠摩羅什居涼州十六年(385-401年)，那裏有著深厚的佛教基礎。如此廣泛、濃厚的佛教氛圍，必然會對吐谷渾産生影響。因此以慧覽爲契機，慕利延時代開始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吐谷渾佛教性質考
從上面的論考中，我們知道吐谷渾在慕利延時代已經接受佛教，但卻有許多矛盾的現象令人費解。
慕延世子瓊等既然接受了佛教，爲什麼在蜀爲慧覽立左軍寺？無獨有偶，《梁書》卷五十四《西北諸戎傳》中另一條吐谷渾與佛教有關的記載是“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叁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锺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層佛寺，诏許焉。”伏連籌爲什麼不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建塔立寺，卻要在梁朝的益州建一座九層佛寺呢？
首先這不是由于建築技術上的原因。吐谷渾雖然一直保持著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性，有城郭而不居，有屋宇而雜以篷帳，但畢竟建有城郭、屋宇。拾寅時開始築宮殿，“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注：《北史》卷九六《吐谷渾傳》。)，子弟王者也由移動篷帳生活開始轉向城郭屋宇生活。此外，慕璝召集的秦涼亡業之人，應該是一些漢人生産者，而且很多應該是佛教徒。因此，吐谷渾應該具備獨立創建寺院的能力。不在自己的領域建塔立寺，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使然。
魏晉時期進入中原的各族，因與漢人接觸，在文化上、社會經濟上都在不斷漢化，胡族上層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注：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胡族的漢化》，黃山書社，1987年版。)，因此，他們建立的政權很快接受了佛教。而吐谷渾很早從慕容鮮卑中分離出來，漢化較淺。《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僧人宋雲、惠生在伏連籌時代(神龜元年，518年)去西域取經，取道吐谷渾，他們描述當時吐谷渾的語言文字同于北魏，流行漢語，但“風俗政治，多爲夷法”。1960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兩次對位于今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渾晚期都城伏俟城進行了調查研究(注：黃盛璋、方永：《吐谷渾故都—伏俟城發現記》，《考古》1962年第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湖環湖考古調查》，《考古》1984年第3期。)，探明伏俟城由內城和郭城組成。郭城呈長方形，東西寬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沖毀，長度不明，城垣有礫石壘砌。內城在郭城西部，方形，邊長約200米。牆無雉堞，僅東牆正中開門。宮殿遺址可能建在位于城內偏西北處發現的邊長爲70米的方形臺基處。城門和宮殿皆東向，可能是沿襲鮮卑“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的舊俗。地面遺迹稀少，反映了吐谷渾後期仍然過著遊牧爲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吐谷渾統治的區域，原本羌、氐聚居之地，《後漢書•西羌傳》卷八七曰：“河關(今甘肅蘭州西南)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裏。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今新疆吐魯番)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谷，以産牧爲業。”可見漢代西羌也是以遊牧經濟爲主。因這裏地處險遠，漢族勢力直到西漢中期才剛進入，開發也主要集中在自然條件好的河湟流域，尤其是湟水地區。根據青海省考古普查資料看，漢代遺址墓葬在湟水流域有400余處之多，而在黃河流域的卻不足10處，而且主要分布在化隆、循化兩縣的黃河兩岸(注：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由此推論聚居在這裏的羌、氐各族受漢文化影響是十分有限的。吐谷渾吸收了文化並不是很先進的羌、氐各族，使他們成爲主要部民，自然在文化上、社會經濟上不能同在漢民族聚居地區建立的民族政權相提並論。因此，由于這種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對《梁書》中“國中有佛法”一句就不能簡單地理解爲吐谷渾也像當時的其它政權那樣廣泛信仰佛教，合理的解釋是吐谷渾自慕利延時代起雖受到了佛教的浸染，但對佛教的接受是有限的。吐谷渾的宗教信仰仍然主要是原本原始的巫術，即遇事占蔔，敬鬼神，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等。巫術是漠北匈奴和鮮卑等北方遊牧民族傳統的信仰，《高僧傳》卷第十神異下《昙霍傳》記載，建和二年(401年)高僧昙霍來到河西鮮卑建立的南涼傳教，南涼國主之弟耨檀說：“仆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于是，爲證明佛道神明，昙霍幽閉七日不食，毫無饑渴之色，耨檀才厚加敬仰，改信皈依。正因爲吐谷渾接受佛教的程度有限，所以前述慕利延一方面認可世子瓊向宋遣使並出資爲慧覽在益州建寺，而當他侵入于阗這個佛教之國時，不僅屠戮人民，對佛教寺院也毫不留情。
佛教又有像教之稱，立寺建塔、開窟造像在吐谷渾周邊地區曾蔚然成風，至今遺留下許多當時的佛教美術遺迹。然而，迄今爲止的考古發現和筆者對青海地區進行過的實地調查，青海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遺存很少，所有遺迹也主要分布在西甯及以東的農業地區，這也反映了吐谷渾佛教並不興盛的狀況。
吐谷渾所處的地理位置及本身遊牧經濟爲主的特點，決定了它勢必與內地的其它政權發生密切的聯系。慕利延和伏連籌都選擇在南朝統治下的益州地區建塔立寺，與其說是由于仰慕佛教，不如說是以此作爲一種外交手段，來加強與對佛教極爲重視的南朝之間的良好關系。
吐谷渾作爲地處邊疆較爲弱小的政權，爲了自我保護和獲得更多的利益，向南北兩大政權均遣使稱臣，接受封號，但與北朝的關系是時戰時和，而與南朝一直和平友好，從未發生過戰爭。公元420年，劉宋建立，吐谷渾正當阿豺在位。他兼並氐、羌，拓土至龍涸、平康，和劉宋西邊的益州接壤。由于從龍涸沿岷江而下，就可到達蜀郡的中心成都，這條經青海通往巴蜀之路，被稱爲青海古道中的“河南道”，當時西域、柔然與南朝往來皆經此途徑。阿豺423年開始遣使通宋，獻方物，此後交往不斷。據周偉洲先生《吐谷渾史》中的統計，吐谷渾向劉宋遣使計二十次，向南齊遣使一次，向蕭梁遣使九次。445年北魏擊慕利延，致使其敗走于阗。次年雖返回故土，但慕利延懼魏軍再至，于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向宋遣使並上表“……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俊門”，請求保護。宋太祖不僅賜以牽車，而且同意“若虜(北魏)至不自立，聽入越俊”(注：《宋書》卷九六《鮮卑吐谷渾傳》。)，可見雙方關系之密切。以上僅是見于文獻記載的，沒有記載的肯定還有。吐谷渾在梁大同六年(540年)最後一次向南朝遣使後，可能由于侯景之亂後梁朝諸王混戰，生産凋敝，尤其是西魏553年占取益州之後，吐谷渾與之交惡，所以入梁朝貢的交通也就基本被阻斷了，以至直至陳朝的史籍中都不再有關于吐谷渾的記載。
吐谷渾向南朝遣使獻方物，一方面要表示名義上的臣屬關系，另外是爲貿易往來。所獻方物也是投其所好，聯絡感情，以換取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衆所周知，自東晉以來南方許多帝王名士積極倡導佛教，梁武帝蕭衍還以護法人主自居，親自登壇講演佛理，使南方佛教之盛達到頂點。吐谷渾遣使並攜帶資財要求南朝君主同意在他們領土內的益州建塔立寺，其實和投其所好貢獻方物性質是一樣的，而且有什麼方物比這樣修功德更贏得人心呢。爲表示對華夏文化的虔敬，梁大同六年誇呂可汗遣使，還向梁武帝“求釋迦像並經論十四條”，梁武帝“敕付像並製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叁卷”(注：《南史》卷七《梁本紀》中。)。以這樣的方式和南朝交好，並非只有吐谷渾。高昌沮渠政權爲了對抗北魏，曾四次遣使劉宋，據唐長孺先生考證，其所行的路線都經過吐谷渾境內，所攜帶敬獻的方物，其中一次就有在中原尚未獲見的佛經《毗婆沙論》(注：參見前揭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
選擇益州建塔立寺也非偶然。益州的中心地成都自西漢起就是僅次于長安的大都市，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南北朝時期爲劉宋、南齊和蕭梁所領有，553年尉遲迥率西魏軍奪蜀，從此歸入北朝的統治。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吐谷渾與益州的關系尤爲密切。《梁書•河南傳》載伏連籌在天監十叁年、十五年疊獻方物。“其使或歲再叁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桀黠矣”。不僅如此，河南道在南北朝時期成爲南朝與柔然以及西域往來的重要通道。《南齊書•州郡志》載：“益州，鎮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爲西域之道也。”《南史•蕭紀傳》卷五十叁記載：蕭紀551年僭號于蜀之前，曾經“……在蜀十七年，南開甯州、越俊，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益州特別是成都地區不僅商業繁盛，文化昌達，佛教也十分興盛。從考古發現看，以成都爲中心有許多當時的佛教造像出土，僅毀于唐武宗廢佛之厄的位于成都市西門外萬佛寺遺址就已陸續出土宋、梁、北周和隋唐造像200余軀，所以吐谷渾在益州建寺立塔即迎合了當地的佛教氛圍，同時也在那裏爲宣傳自己建立了一個窗口。
綜上所述，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吐谷渾對佛教的傳播有過積極的貢獻，同時佛教也影響到吐谷渾。可以肯定，至少在慕利延時代，佛教傳入了吐谷渾。不過，由于自然和人文環境的限製，吐谷渾對佛教的接受是十分有限的。《梁書》“國中有佛法”只是說明了吐谷渾受到佛教的影響，並不能因此將其信仰佛教的程度與當時周邊的政權相提並論。而史料中關于吐谷渾在益州建塔立寺的記載，則更多地是吐谷渾利用佛教與南朝親善的一種外交手段而已。
《西夏佛教新探(梁豐)》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