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佛經文獻在我國圖書事業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孟雪梅/田麗君

　　[長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第6期

　　47-49頁

　　【作者簡介】孟雪梅　田麗君　黑龍江大學圖書情報系　東北師大圖書館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　來新夏等著　1990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2、中國古典文獻學　吳楓　1982年　長春

　　 3、中國書史　鄭如斯　肖東發著　1987年　書目文獻出版社

　　 4、目錄學　彭斐章等　1986年　武漢大學出版社

　　 5、敦煌學文選(上)　 蘭州大學曆史系敦煌學研究室蘭州大學圖書館合編

　　 佛經文獻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獨特的位置，它是我國光彩奪目的曆史文化寶庫中的重要內容。佛經文獻對我國的曆史、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也是我國古代文明的佐證。

　　 佛教傳入我國始于漢代，興盛于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漸呈登峰造極之象，後與儒、道並稱爲“叁教”。由于佛教影響日隆，佛經數量也隨之增多，在我國書籍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佛經文獻不僅推動了印刷術的産生與傳播，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豐富了圖書版本類型，完善了目錄體製，加快了書籍製度的演化進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佛經文獻在我國圖書事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推動了印刷術的産生與傳播

　　 1、佛經文獻對印刷術發明所起的作用。在我國唐朝， 經過武後和憲宗的提倡，舉國上下對佛教的信奉幾乎達到了狂熱的地步。宗教的發達引起了對宗教經典的大量需求，同一部佛經往往要被抄錄成千上萬卷。人們迫切地要求供應大量複本佛經，而傳統的傳抄方法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佛教的傳播在客觀上對印刷術的産生起著催化劑的作用。

　　 雕版印刷術的先驅是捶拓和製造印章的技術，而佛教正是依靠印章技術進行宗教宣傳的。在今天可以見到的唐文物中有許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張紙上印上一排排小佛像，它們形狀相同，是刻成一個印模而在紙上多次印成的。這種模印“小佛像”標志著由印章至雕版的過渡形態，也可以認爲是版畫的起源。從現存實物看，有些唐代印的佛像旁邊或下面還刻了佛名或刻上一段佛經，形成了圖文結合的佛像圖片了。這種技術正是印刷術發明的前提條件之一。由此可見，印刷術的産生與佛教的傳播，佛經的大量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2、佛經文獻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佛經文獻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其重要作用及地位在印刷史上是其它類型文獻無法替代的。

　　 從我國早期印刷品的內容來看，佛經數量較多，這也是當時爲了宣傳教義、進行傳播的需要；從質量上看，我國古代印刷品中，質量高的珍品也多爲佛經文獻。1990年發現的敦煌遺書中，佛教經典就占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它包括從公元四世紀到十世紀的數以萬計的各種經卷。其中許多珍品都在中國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如鹹通九年的《金剛經》就是早期印刷品中的上品，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此外，1941年發現的一部元末順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興路資福寺所刻《無聞和尚金剛經注解》及1974年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內發現的叁幅彩印的《南無釋迦牟尼佛》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刷實物之一。據考證，其印刷時間爲遼統和年間( 983—1012)，它對我國套版印刷史的研究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3、佛經文獻在印刷術傳播中的作用。我國的印刷術發明不久， 就傳播到國外，最先傳入的是朝鮮、日本、越南等鄰國，繼而西傳伊朗；並影響了埃及和歐洲。從在朝鮮、日本和越南發現的實物來看，大多是佛經文獻。據考證，其印刷技術均是中國傳入。如1966年在南朝鮮慶州佛國寺發現的《大陀羅尼經》便是雕版印刷術傳入朝鮮的最新證明。日本的印本書保存至今的是卷子本在日本寶龜元年完成的(770 年)《百萬陀羅尼經》，從時間上看可以斷定，這部經書的雕印技術是日本遣唐使和我國唐代楊州高僧鑒真傳給日本的。此外，越南在我國宋朝時也曾多次向中國求過釋藏。因此，美國的印刷史研究專家富路特(L• C •Goodrich)認爲所有這一切仍然說明中國是最早開始發明印刷術的國家，印刷術是從那裏傳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傳播媒介之一。”

　　 　　二、豐富了圖書版本和類型

　　 佛教被曆代統治者視作維護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而加以保護。因此，佛經文獻曆代皆有，種類繁多，數量龐大，在曆史上産生很大的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爲研究中國古代書籍製度的發展提供了佐證，在書史研究中也有重要意義。

　　 佛經的寫印方式主要有寫、印兩種。因而産生了寫本和印本兩類。在雕版印刷術産生前的漫長歲月中，佛經流傳主要靠寫本。寫本中最多的是墨書，書寫形式有橫行、豎行兩種，此外還有朱書、色書等，有些佛經中帶有彩繪插圖。從圖書發展史來看，漢至唐佛經寫本較多，但流傳下來很少，多在敦煌遺書之中。唐至宋、遼、夏代，寫經數量多，流傳下來也多，如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遼代叁件寫經，西夏時的《光明最勝王》等。自宋以後，幾不見佛經寫本，而刻本日增。

　　 佛經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經多爲民間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羅尼經咒》、西川過家所雕《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及浙江龍泉塔中發現的卷本《妙法蓮華經》等。五代以後，官刻本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刻宋本、金刻本、明刻本仍爲數不少。刻印地區主要在浙、閩、蜀等地。

　　 官刻佛經是五代以後出現的，它在數量和質量上要優于私刻。特別是南北兩宋時期，我國雕版印刷處于黃金時代，官刻釋經較多，當時釋經在各地開雕，而印刷則統一在京師進行，如開寶四年(971 年)雕刻的《開寶藏》等。在明代，官刻佛經專門由司禮監統屬的經廠和番經廠負責，所刻佛經稱爲經廠本。

　　 佛經文獻不僅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而且裝幀形式多樣，有卷軸裝、經折裝、冊頁裝、線裝等。書寫材料多爲紙絹，許多佛經都爲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極高的收藏和使用價值。

　　 　　叁、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在我國的廣泛傳播，客觀上對我國與各國、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進作用，它開啓了中外圖書文化交往的大門，推動了我國圖書事業的發展，而佛經翻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

　　 佛經翻譯始于東漢，漢明帝永平十一年(68)所建白馬寺就是傳教譯經之所，也是封建社會官造的第一座佛寺。在漢代，早期的佛經翻譯家有迦葉摩騰、竺法蘭、安世高、支類迦谶。

　　 佛經翻譯事業在魏晉南北朝時出現了興盛局面。漢末叁國時許多西域僧人東來，翻譯人數增加。到洛陽的名僧有天竺的昙柯迦羅，吳國的譯經事業也十分興盛，大月氏人支謙就是當時著名的譯經大師，此外還有名僧康僧會。叁國時翻譯的佛經據《開元釋教錄》載共二百零二百零一部、四百叁十五卷。西晉時，譯出的各種經、律、集、傳達叁百叁十叁部，其中著名的譯經大師是竺法護。到十六國東晉時，譯經事業發生了變化，從私人譯經發展到政府支持的譯經場，促使佛經數量劇增，當時最著名的、譯經最多的是道安、鸠摩羅什。他們的譯經活動，豐富了佛教典籍，並對後來的佛教文學産生了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巴次大陸等地來中國從事佛經翻譯的僧徒有七十多人，他們的活動促進了佛教文化的傳播，豐富了中國圖書的內容。當時，除了西僧東來外，也有中國僧徒西行取經的。史傳記載的有八十九人，法顯就是其中傑出代表。南朝時譯經事業有很大發展。據統計，共譯各種佛經五百五十六部、一千零八十四卷。

　　 隋、唐是我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在隋代，佛教典籍日增，據釋法琳《辨正論》說：“自開皇之初，終于仁壽之未，”“凡寫經四十六藏，十叁萬二千八十有六卷。”炀帝早在平陳之後，即“于楊州裝補故經”、“合六百一十二藏”，“九十萬叁千五百八十卷”。由此可見譯經的數量是空前的。

　　 唐代，佛經翻譯和整理事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其主要標志是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他一生中共譯出佛教經、律、論七十四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所譯佛經的質量和數量都是空前的。玄奘以後無人望其項背。

　　 佛經翻譯工作宋、遼、夏、金均開展過，但以元代最爲活躍，翻譯漢文書籍中佛經較多，必蘭納識裏還曾運用各種文字譯經，因此元代佛經譯書種類、數量衆多、盛極一時。自元以後，譯經工作已不複前朝興盛了。

　　 由于佛教流傳範圍廣，我國各民族地區均受其影響，故而競相翻譯佛經，這就極大物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譯經事業在我國圖書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四、完善了目錄體製

　　 佛經目錄是我國目錄學史上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燦爛奪目的瑰寶。它不僅對研究我國各朝各代佛教事業發展提供了依據，而且對完善目錄體製、豐富目錄類型、研究目錄體製的發展、變革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的佛經目錄編製最早始于晉代。那時，由于佛經增加，佛經目錄一時繁榮。僅叁百多年間，有史可查者就達叁十多部。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佛經目錄偏製的發展階段。我國第一部佛經目錄是晉代名僧道安編輯的《綜理衆經目錄》，該目錄是對當時中國佛教書的一次總結。

　　 梁朝天監年間，又有叁部講經目錄書問世，即僧紹的《華林殿衆經目錄》、寶唱的《衆經目錄》及僧佑的《出叁藏記集》。其中以《出叁藏彙集》最爲有名。該書在收錄範圍、書目方法、分類體系上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目錄學思想上也形成了一定體系，對當時的目錄學家影響巨大，特別是梁武帝時期的阮孝緒，在其所編的《七志》中第一次正式給佛經設立了部類“佛法錄”成爲綜合目錄七分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與漢籍文獻平等的位置。由于佛教影響日深，使圖書目錄類型增加，體例也發生了變化，從而使目錄學進入一個轉折變化的曆史時期。

　　 隋唐兩代是佛經目錄編製的繁榮時期。印度、泥泊爾等地的佛教目錄對此時的目錄學影響較大。隋代佛經目錄大量問世，其中《大隋衆經目錄》、《曆代叁寶記》、《隋仁壽年內典錄》、《林邑所得昆侖書諸經目錄》、《衆經目錄》等較爲有名。唐代佛經目錄衆多，初期的代表作是《大唐內典錄》。但價值較高，在我國目錄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開元釋教錄》。此外，《開元內外經錄》、《衆經目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等也較爲有名。這些目錄爲研究隋唐的曆史、社會和文化發展提供了依據，也豐富了目錄學的內容和類型。

　　 自宋以後，佛經目錄的編製日漸衰落，這時期的佛經目錄雖多，但影響遠不及隋唐之盛。其中較爲重要的是元代《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總之，佛經目錄的出現，使我國的目錄類型多種多樣，目錄體製也日趨完善。

　　 　　五、加快了書籍製度的演化

　　 我國古代書籍製度的發展，經曆了叁個階段：簡策製、卷軸製、冊葉製。而卷軸製向冊葉製的轉化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這種轉化就是受佛經文獻的啓發。也可以說，佛經文獻在卷軸製向冊葉製轉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衆所周知，卷子書長且舒卷費事、費時。自西晉以來，有時只需念其中一部分，這樣卷子書則十分不便。到了唐代，接受了印度貝葉經形式的啓示，將經卷改爲經折裝，又稱梵夾裝。此後演化爲旋風裝，從而進一步産生了冊葉製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裝。

　　 由此可見，書籍製度由舊形式向新形式的發展過渡中，佛經文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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