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徒應參預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

　　太虛

　　──叁十二年在漢藏教理院講──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即是說佛的教法雖是佛智證明的真理，而存在世間則是觀察衆生之機宜事實而施設的，所以佛經是“契理契機”的法。不僅合乎個別的千差萬別之機，另外還有時代機境；要針對當時一般的思潮而隨順攝受或破斥，這才有佛法。

　　站在這種意義上，看種種佛教的經論，不但要明了現有的經論上怎樣說，還要進一步了解其所以說此經論之對于當時的時機怎樣？比方你去研究龍樹學，不但明白其已有之論義，還要知道當時印度佛教教內教外之時代思想怎樣？龍樹又是怎樣起而破斥或攝受以應那時之思潮而說明大乘，使整個佛法複興起來？後來到無著時代或玄奘至印度的時代，又是如何？再來觀察中國唐朝以前的時代，當時佛教教內教外的思想如何？佛教怎樣會與中國原有的思想發生密切關系，如何會使當時思想界受其影響，如何會發達興盛到那樣程度？

　　由是應知我們處于現在的時代，要使佛學昌明在現代的中國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觀察往古各種主要的時機，是如何適應之而從佛法的原則上去推行發展。再觀察到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麼？世界各國的思潮又是如何？將來的中國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麼？應如何攝受或折服去宣揚佛法？如何能夠使佛法作爲中國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導和因素？或者以佛教來糾正他們思想上的錯誤，或增進發揚其合宜的地方。此實爲現在有志弘法者所應當考慮思想到的！此雖非求學諸人的學力就能做到，但在修學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

　　現在的中國是抗戰時期，世界是戰爭時代。佛教徒根據其原有的基礎，用不出什麼力量，不能有何貢獻。但在另一種趨勢上，我們目前有兩點事情可做而仍未能做的。現在的中國，不但要抗戰而且要建國。如在抗戰期中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使處于平等地位，在這種建設新中國的趨向上，便發生了一種新思潮。談到什麼是建設新文化之主要思想？同時世界人士，也在考慮到建設戰後的和平新世界之主要文化是什麼？大概思潮是要比現實早些。如現在便想到抗戰以後如何建設新中國？戰後如何建設更進步的永久和平世界？那麼，佛教在抗戰戰爭中雖無能爲力，但在建設新中國文化和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文化的兩種中說，佛教如能應用到人間以教化衆生，應注意如何使佛教成爲此二種文化之主要思想。最少要能參加進去作爲構成的因素，切勿聽其落伍于時代之後，爲一種古物，當使其成爲活動有力的領導角色或要素！

　　談到現在中國建設中的新文化，固爲叁民主義，但叁民主義僅是一種原則，原則是要集合多種要素而構成的。現在構成這文化的，一種是中國故有的儒家思想，另外的即是近代西洋的科學哲學和基督教等之學術文明。由此近來所謂新儒家的思想漸爲擡頭興盛，過去以佛教學成爲宋明學的新儒家思想，現在以西洋近代學術成爲建國的新儒家思想了。在這種新儒家中，或兼容道家的思想，大概仍排斥佛教。縱使不排斥佛教，也都置之不提。所以我們要注意，現在的佛法，在建設新中國文化思潮中是否已被排在外？或佛學是否于新中國文化的建設上曾經發生了關系？其實佛學于此不但不能作領導思想，而且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完全被排擠于建設新文化之外。不但于抗戰中無多辦法和貢獻，而在建設新中國文化中，還是不曾趕上活動和參加的機會。現時固在苦難中過生活，即將來亦恐仍被踏在國民腳底下而作無用之物！現在的中國佛教徒亟需注意此點，不僅學些古來的大乘小乘和空有顯密禅淨等宗的辯論即足，要將佛法爭得爲中國的主要思潮，如何去領導轉移而使其與佛教相宜；最少亦要能作爲新中國文化的因素之一，不要使其這樣被抹殺了！

　　現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多已考慮或討論到怎樣建立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在其余的政論家、哲學家和天主基督等教，曾向這方面研究或提議的甚多，但在各處的佛教徒似尚無有力之表示。本來關于建設世界永久和平，正是我們根據佛教所應作而最能作的事業，不過這並不是只站在佛法說的，還要明白了解于現在世界的思想和潮流，再應用完滿佛法的道理去綜合批判而說明。如說造成此次世界戰爭之原因是什麼？如何能真正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石？去人類戰爭病根而使非爲暫時息戰的和平辦法應如何？如果現在之經濟政治教育等製度和思想，若不去除其病源，將來則必再起戰爭。有了這種觀察之後，再來觀察佛教，看有什麼解救的方法，是否佛法能負擔此種責任？假使佛法真能爲戰後世界和平作有用的指導思想，則能弘揚于全世界，使全人類獲得真實利益，而佛教亦爲切于實際功用，不是慈悲救人救世的空談了。從這些問題去研究，是現在修學佛法有志弘揚者所必要注意的。即是說一方面要貫通佛法真能救世的道理，將佛法的根本學理思想使他格外地充實；另一方面要使佛教的教化力如何能實現于人類世界。

　　總結上面說的不外乎兩種：一種我們是中國人，當如何在新中國的文化思潮中而昌明佛教思想。第二種即如何使佛法能作戰後重建世界和平的主要思想或其因素。這便是現代有志弘揚佛法者所應努力的兩大目標。

　　(了參記)(見海刊二十四卷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