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薩的人生觀與公民道德

　　太虛

　　──十九年十一月在重慶大學講──

　　今天承貴校校長及李公度先生等招待，來貴校參觀，很爲榮幸！頃蒙李先生提及本人之志願，然頗以未見諸行事爲憾！佛法雖深廣難測，據我所見到者，非離開世間而別有佛法之存在。佛法能普及一般人而爲一般人立身處世之大經；將佛法原理見諸于人類或非人類、之實際行爲，非是玄想空談的。所以、提出“菩薩與公民”一題來討論之。

　　想各位對于菩薩一名詞與公民一名詞聯爲一句，大抵以爲奇異；因中國人心理上，久已誤會菩薩爲偶像之代名詞，但其實不然。菩、即菩提，是覺義；薩、即薩埵，是有情義。凡具有情意知覺之人與非人等，皆名有情。所謂菩薩者，即有了覺悟的有情。質言之，即有了覺悟的人，根據了現今已有的覺悟而去更求進步以至最高的覺悟者，就是菩薩。紀念他爲之立像，在于引起後人之景慕；如近來各國之立銅像，亦即此意。然若以菩薩義而征之于人類，如各位來此大學研究學問，是先有了普通學問的根抵，而來更求高深之學問的；如更發大志願去求圓滿徹底的覺悟，則亦即爲菩薩。若已有覺悟之菩薩，欲更求最高深之覺悟，其出發點究竟何在呢？因菩薩之本身是有情，覺到一切有情皆同體性而平等的，因爲、是同有血氣靈性覺悟的。然人類與非人等一切自然界中之有情命者，以形類小有不同，而莫不演成互相吞啖、互相爭殺之慘痛，菩薩因同他平等之關系，不期然而然的發起了普遍的悲愍心，誓欲爲之解脫其苦惱。但如何方能解脫其苦以得到共同長久之安樂？觀察此諸苦果從何而起？若謂自然是苦而不可救者，爲悲觀派之謬見；若見能安于痛苦，即謂非痛苦而不須救者，爲樂觀派之謬見；此皆落于邊見，而實無救度之辦法者。菩薩研究有情痛苦之由來，以爲凡自然界，人爲界，皆是結果，非憑空而有，亦非神所造成，更不是機械性的物質所構成，實實在在是因緣所成；而其因亦非單獨之因，而爲許多關系衆緣所集合之結果，凡人類或非人類同沒于自然界之痛苦中者，其因果正複如是。在許多因緣中，各各有情衆生之心的活動，就是許多因緣中最重要之緣。如心中有了何種情感、意思，見諸于言行，即有種種事業之表現。故集成一切事事物物的衆緣，又皆隨心之力量以爲變遷。其在心之活動態度上，若不曾認得清楚，即于萬有變化與人類生存之道，無有深切之認識與真確的覺悟。于是凡有舉動，皆不正當，而得到的反應，即爲痛苦之結果。從此可知凡欲解除人爲界與自然界之痛苦，非將各各有情的心變成一個覺悟心不可；而菩薩之所以爲菩薩者，即由具有此覺悟。有情心之覺悟，其方法種種不一，但不同其他宗教、教人憑信一神便可解脫，佛法須使人人皆于自心上得到覺悟方能解脫。但菩薩欲令衆生覺悟，而自己須先有很完全之覺悟，故須先求更進步乃至最高之覺悟。故其求最高覺悟之動機，在觀有情同體平等而起了大悲憫心，由此乃確立求正覺心，依正覺之力乃能從實際上解除衆生之痛苦，得大自由。如此、遂成爲一個菩薩。菩薩之義既明，今應講到公民了。中國政變已有二叁十年之曆史，其尚未能達到平等自由之目的，實因國人缺少了公民道德的原故，故今日中國國民最需要者，即爲公民道德。若不能養成國人的公民道德，無論軍、政、實業等變化至如何程度，而欲建近代的國家社會，終無安定之一日。在中國以前之情形，從人的方面來講，多數農民及工民、商民皆有大家族之組織，只知各顧身家，凡國家政治、地方公衆之事，概視爲毫無關系，以爲一切自有皇帝與官紳去作，縱欲去作亦不可能，其無國家社會觀念者如此。然現在之國家，乃人民建立之民治國家，人人皆有國家的、社會的關系。欲建立此民治的國家社會，必須先養成公民道德爲根本之要素。而公民道德之第一點，須知全國民衆是同體平等的，皆視爲同胞兄弟一樣。有了此心，無論一舉一動皆當以國家社會之公衆利益爲前提；凡起心用事，皆從此心發出，則即成具體而微之菩薩行爲，亦即成爲公民之道德了。如此、則全國人民可無相爭相鬥之痛苦，而生起同情博愛之心以解除痛苦，而得到種種利益安樂；其全國人民之利益既以達到，而我之利益亦自在其中。然由此博愛心上，又當進求種種學問知識，以養成各種實際能力，向國家社會去實行各種爲全體人民謀福利之事業，如此、乃完成公民道德。若人人有此公民道德，自能實現民治之國家社會。然而中國之舊習慣積染甚深，欲養成此公民道德，實非易易。若能從研究佛法得到了一種菩薩的人生觀，則方知實現公民道德並不困難：故我們今日最需要的，在從菩薩的人生觀去修養公民道德。

　　(見海刊十二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