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胡適的戴震哲學

　　太虛

　　清代的考證學，對于古籍及文字語言的工具之整理，確是有功的。用來建設哲學，確只有戴震與章炳麟二人。然在戴震的時侯，考證古籍，尚限于儒家的經傳，環境尚囿于漢、唐、宋明的風氣，內則尚未能考證到周、秦諸子的古籍，外尚未有西洋傳來宗教、哲學、科學的環境風氣；故戴震的哲學，當然不能有章炳麟的恢大。然吾往者讀戴東原集，已曾覺其哲理之精審出于宋明儒之上，其本儒言矯正程、朱處，有足多者。而同時即感覺其對于佛學無所知，且對于老、莊亦無所知也。

　　胡適是有其先入爲主之私己意見的，以其承襲于美國實驗主義派哲學的私己意見，用來裁斷一切配其胃口的摭取之，不配其胃口的則忽略或攻擊之。其所持的私人意見，正與宋儒所執著「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天理”一般。否則、何至今日戴震盲目的連寫“老莊釋氏”四字，謂宋儒所從出的攻擊，猶不能一分析其訛謬也。

　　戴震哲學，其說心知血氣，與道理性命，及人性之善，擴充心明，去私蔽不去情欲，可言皆極當的；而與宋、明儒兩派，各有同異之一邊，則胡適未知、戴震亦自不知也。余昔論宋明儒學，謂宋明儒之說理氣心性，有二大別：一、大程言氣即理，故曰：“只此一陰一陽是道”。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小程言氣非理，故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理也。彼以道“理”非是陰陽氣，而是所以陰陽“氣”者，故理氣爲二。朱熹承小程說，極主張理氣二；而陸、王則承大程氣即理說以說唯心。大抵理異氣說，每執其所謂理與佛辨；氣即理說，以無徑界之標准物故，每不與佛辨。由此可知大程、陸、王爲一派，小程、朱熹爲一派。戴震力攻去“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而謂道即陰陽五行氣質，正同了大程、陸、王派，只攻去小程、朱熹派所執之理。蓋血氣心知皆現變之實事，現實無不是有質、有力、有感覺的；言質爲血，言力爲氣，言感覺爲心，言“血氣心知”與言“質力感覺”無異。大程就力言氣，陸王就感覺言心，戴震就質力言感覺，言陰陽五行血氣心知皆同。就變化的現實言，在佛言五蘊色心，言唯識變亦同就變化的現實言。而小程、朱熹所執之理，得于天曰天理，則爲佛學所破之法執；具于心曰人性，則爲佛學所破之我執。佛學即以破此我法執之理曰真空，正同戴震破朱熹派“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而戴震、胡適等，反盲目地謂佛學的“真空”爲朱熹派所執之理，真不知顛倒到何處去了！于此一點，焦循看到了，故說戴氏論性與王陽明同，同者即不于心氣外另有一執“性理”也。胡適不知，卻扯到另一戴與王不同之點上。不知另一點──方法──雖不同，不妨此一點卻同也。禅學明心見性之語，儒者最多誤會，而以攻擊其誤會者爲攻擊禅學。不知所謂明心，恰同戴氏擴充心之明，由無明的心以求明的真，積力久而明明相繼圓明了，是謂明心，亦曰心明。戴震所謂聞見不可不廣，而惟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無余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于聖智。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智哉！致其心之明，自能權度事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即爲禅學“明心”二字之確诂。所謂見性，此中性指“事物真是如此的真相”，謂心既明了，則能照見事事物物真是如此的真相也。戴震所謂實體實事，同非自然而歸于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爲之委曲條分，苟得其理也，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然後推諸天下萬世而准。夫如是，是爲得理，是爲心之所同然。舉凡天地、人物、事爲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顯也。胡適亦從而稱之曰：同于科學家之證實。不知“證實”一名，正“見性”一名之確诂。性者、真實之謂，有時曰真理，有時曰實相，有時曰真如，有時曰如實，皆同指顯見現證之事物真相耳。乃戴震等毫不知“明心見性”一語之爲何義，只盲目地妄施攻擊，真同自己打自己一般可笑！胡適且妄謂禅宗是“個性”的，唯識是“共相”的，其意謂見性只是見“個性”，只是見朱熹派所執“具于心的理”。不知此乃是佛學所破的“我執”，所謂“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等的我執相，豈是禅宗所雲“明心見性”所見之性耶？胡適也算看了幾本佛書的，並此不知，于是如戴了著色眼鏡的人，終是無法令見真色的，聰明的胡適，變成了如此糊塗的胡適，真是奇怪！

　　上說了戴震同大程、陸、王而異小程、朱熹的一點。今再說戴震同小程、朱熹而異大程、陸、王的一點。上一點是本體論上的同異，此一點是方法論──或知識論──上的同異。在方法論上，大抵大程、陸、王所指爲支離瑣碎的，卻是小程、朱熹、戴震所精進的；小程、朱熹、戴震所斥爲空疏的，卻是大程、陸、王所視爲易簡踐實的。又大抵有重知、重行之可分，然重行亦期在知，重知亦期在行。清閑的貴族哲學派，歡喜從學問上求知，知而不行，乃成了重知派；勤勞的平民哲學派，歡喜從事行上求知，乃成了重行派。戴震、胡適與朱熹，皆是貴族的重知派，從線裝書上做學問以求知的方法，戴震以有考證的新經學做了基礎，實在比朱熹高明精密的多。況小程、朱熹，以在本體論上誤執了一個天理，橫在胸中，如馬銜勒一般，致不能如戴震之從容的考求經義，故戴震尤見特長。而這一點，卻是最配胡適脾胃的。胡適于戴學，最反複表揚的，也只在這一點。特胡適于線裝書外，更加了洋裝書的學問耳。而大程尤其是陸、王，則是重行的，忽略且排斥專在書本上做工夫的，故尤爲胡適所不取。至于佛學，這兩派方法都有，大抵禅宗、律宗、密宗、淨宗是重行派，唯識、叁論、天臺、華嚴是重學派。仔細批評起來，學問上的知識，是襲取他人──古書或外國書──的假知識，事行上的知識，才是形征實驗得來的真知識，孫中山所謂行易知難的知識；真科學從博察事物印證現實得來的知識，皆是從事行以求得的真知識，必不是胡適式所襲取西洋的假知識。且中國此時所急需的：一方爲顔元、李［王＋恭］、吳稚晖、衛中式重農工商的真科學技藝，以爲教育經濟中心；一方爲孔仲尼、王陽明、孫中山式的事功德行的真哲學精神，以爲政治道德中心。決非中西合璧之八股先生式的胡適哲學，斷然可知。

　　然宋儒在行爲上，皆注重居敬之一點，等于肅括主義，流于狹隘而嚴苛責人。獨陽明主張與愚夫愚婦相同的同德，焦循亦從而和之。而戴震亦大呼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以順民衆饑寒號呼、男女哀怨、垂死冀生等情欲；而責宋儒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以理殺人，而別出理之定義曰：“理者，情之所不爽失者也”。曰：“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故其理爲世事經多皆學問之理，亦爲人情練達即文章之理。此人情世業泛應曲當之衆條理，即儒者所雲之理。戴震所謂禮者，至當不易之則是也。故焦循一方采陽明與衆愚同德的情欲，一方主張以禮調解情欲之爭亂。蓋禮者情欲之理，情欲之理，動乎食色而止乎仁義，與單稱曰“理”者殊。單稱曰理，如數學之公式，是死板的；情欲之禮，是生活的。前者是自然科學的理智，後者是人生哲學的禮智。人生哲學的禮智，是兼重和解感通的，不同自然科學的理智，專在是非裁斷的。兼重和解感通，故導德齊禮；專在是非裁斷，則導政齊刑。禮之非理，等于白馬非馬。故焦循謂治天下以禮不以理，無何不同于戴震，且足補充戴震遂人情欲纖微無憾之理，施于行事。胡適但讀書談理而不習行事，遂欲以自然科學理智之理，裁斷人生情欲；不知以死板格式的理殺人，此正今日共産黨以唯物史觀的理殺人之所本，其酷烈尤甚于戴震所大聲號呼之以理殺人也。然戴震以無蔽無私非無欲排佛，亦爲其不知佛的盲目攻擊。佛八正道：一曰正見，即無蔽之智。二曰正欲，即無私之情欲。正欲即信願等，正須大欲特欲，何嘗無欲？所無之欲，則蔽之癡、慢欲，私之貪、嗔欲耳。佛學常以自他兼利之樂利爲善，故佛學在人生哲學，亦爲最大之樂利派，非老莊及宋儒之淡泊刻啬派也。

　　戴震、焦循等，以人性爲善性者。性分、指人分得于氣質之才能，較禽獸等優秀者以爲善。此亦同于佛學以“人的衆同分性”，較“余有情衆同分性”爲有向上發達可能以爲善，同其義指。然佛書之性之一字，用之不同，昔嘗分爲十義，以說明之，別見余之性論。今此同戴震所說之人性，則爲“衆同分性”中的人同分性。換言之，即“人之類性”，然胡適以爲即是血氣心知，不知戴說乃指人類分得于道、限製于命的血氣心知上分位，謂之曰性；非即血氣心知也。血氣心知是實物，性非實物，但是托現在血氣心知上生來的分限。在人類血氣心知上生成的分限，即爲人性；在馬類、牛類血氣心知上生來的分限，即爲馬性、牛性。非實物故，不同朱熹等所執之理性。

　　是分限故，不即是血氣心知。戴氏雖知其義，言之亦未能明晰也。

　　于此尚須加數言者，則前方法論中重學、重行之二派，求知方法皆未完善；即兼二派之方法而合一之，亦未能完善也。由聲量──聲量指古今賢哲一切之學說──而比量，由比量(理智)而現量(證智)，此重學以求知之方法也。由現量而比量，由比量而聲量(聲量指所立之學說)，此重行以成之方法也。重學以求知，未至現量證智，則爲襲取之假借知識，未是真知識也。其聲量聞智、但爲考據之訓诂；其比量理智，雖已爲經過邏輯訓練的科學、哲學知識，然坐談而實未踐形去做，做事時將仍不免無所措手足之迷亂。其所得知識，至多可以著書立說，及爲注入式教育的教授耳，此即胡適之流也。重行以成知，未至聲量則不足以喻他人，未至比量則無自決其現量之固當與否，故雲皆未完善也。欲完善之，乃在行而知、知而行。行而知、知而行之精進不已，換言之，即現量而比量、比量而現量之精進不已。親從環境感受，實驗于農工政教生活，産生科學、技術、文藝等，是行而知、知而行之第一重真知識也。親從心身修養，變化于氣質根識生活，産生哲學、德行、聖智等，是行而知、知而行之第二重真知識也。從此精進而不已，乃由佛學八正道生活，而趨向無上遍正覺的大路。禅宗是經從第二重做起者。宋明儒則欲將第一重、第二重溝通而範歸孔、孟者，然結果不大佳，惟陽明較有成就。士生今世，固不必局脊孔孟，以歐美新方法以産生農工政教新學術，以佛、儒善方法以産生身心社會新道德，庶幾可矣！(見海刊九卷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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