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佛教僧團管理的目標及現代意義

　　宗性法師

　　“現代管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受到世人的普遍認同。佛教僧團的管理，也引起廣泛的關注。本文通過對印度佛教僧團，以及中國漢傳佛教僧團的管理的辦法作了簡略的介紹，並對佛教僧團管理的目標作了分析。提出僧團管理行爲中止惡修善、完善個人的修養倫理意義和道德價值，以及實現自我覺醒、自我管理的精神，對現代管理學具有借鑒的現實意義。

　　引言

　　“管理”是伴隨著人類漫長的發展史而長期存在的社會行爲，但“管理”行爲成爲獨立的管理學科，卻是近現代以來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進程才不斷形成的。而近現代以來新興的“管理學” ，除了對古代管理行爲的研究和發掘外，主要是在近現代民主 與科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管理行爲民主化、製度化、科學化乃至人性化爲特點的新型管理模式。這些新型的管理模式在包括政府、企業在內的社會各領域得到普遍認同和適用，深受從事不同職業管理者的推崇。

　　佛教事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佛教事業中的管理行爲，特別是佛教僧團的管理工作，也備受關注。甚至有人士提出，傳統佛教僧團的管理是時代的産物，已不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主張佛教僧團管理應借鑒現代社會企業管理的經驗，提出佛教僧團管理企業化的理念。2008年11月4日，國家宗教局和中國佛教協會在上海組織召開了寺院管理座談會，表明有關方面對這一課題已引起相當程度的重視。筆者通過對這一命題的思考，覺得現代化的管理模式有其優越性，但佛教僧團的管理確有著特殊性，兩種不同類型的管理行爲雖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在終極目標上卻有著極大的差異。筆者擬通過對傳統佛教僧團的管理法作一些剖析，發現傳統佛教中僧團管理的經驗和目標並沒有過時，而是有積極的現代意義。並以此就教諸方，希望得到賢達指正，以匡不逮。

　　印度佛教僧團的管理

　　自佛陀在鹿野苑度五比丘以來，成立了正式的僧團，開始了佛陀一生教化衆生的生涯。雖然有了正式的僧團，但由于佛陀及僧團的成員都是遵循印度的傳統，依乞食而生活，並沒有太多的財物，就不存在資産管理等行爲。同時，由于早期追隨佛陀的弟子善根都比較深厚，言行舉止都合乎法度，更不存在對僧團成員的言行管理等行爲。隨著時間的推移，常隨佛陀修學的弟子日益增多，並且有的弟子善根也較早期弟子有所減弱，僧團成員中在個人言行舉止以及團體生活方面，逐漸出現不如法的現象。佛陀爲了保障僧團的純潔和合形象以及個人修學有所成就，開始製定相應的行爲規範對僧團成員加以約束，這應該是佛教“戒律”的肇始。如《四分戒本》中所說：

　　善護于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此叁業道淨。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此是釋迦牟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于十二年中爲無事僧說是戒經。從是以後，廣分別說，諸比丘自爲樂法樂沙門者，有慚有愧學戒者，當于中學。(《大正藏》卷二十二，1023頁下。)

　　以上文字就充分說明，佛陀在成道度生的前十二年，只是爲根器較好的僧團成員(無事僧)製定了總綱性質的規範，並未對僧團成員的具體行爲製定出細則。十二年後，才開始爲僧團成員製定個人乃至團體應遵循的各類規範，這些規範集中收集于現存的《律藏》中。

　　從現行流通的《律藏》中可以知道，律典共有五部之多( 五部律典分別是：《十誦律》，系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之廣律；《摩诃僧祗律》，系摩诃僧祗部(大衆部)之廣律；《四分律》，系昙無德部(法藏部)之廣律；《五分律》，系彌沙塞部(化地部)之廣律；《解脫律》，系迦葉遺部所傳之廣律。])。這些律典有的在中國漢地有傳譯，有的並沒有傳入中國漢地。而中國漢地目前，最通行的當推《四分律》( 《四分律》，載《大正藏》卷二十二，共六十卷，弘始十二年(410)至弘始十四年(412)，佛陀耶舍 共竺佛念 于長安譯出。])，從《四分律》的組織結構來看，主要有二部戒及二十犍度等內容。二部戒分別是指比丘戒和比丘尼戒，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共叁百四十八條。出家衆只有成爲了比丘和比丘尼，才是僧團的正式成員。成爲了僧團的正式成員，比丘就必須遵守二百五十條戒法，比丘尼就必須遵守叁百四十八條戒法。由于受僧團戒律學習的限製，有關比丘和比丘尼戒法的內容不能詳錄。但從比丘戒法的內容來看，主要就是針對僧團成員的言行舉止、生活用具、行爲規範，僧團集體生活的准則所製定的具體條文。

　　犍度，梵語skandha，巴厘語khandhaka 之音譯。意指蘊、聚、衆、分段，即分類編集，是指將同類之法聚集一處，相當于章或節。由于篇幅限製，二十犍度的內容不能詳錄，請參看附錄(一)。二十犍度的內容是有關受戒、布薩、安居等僧團內之儀式作法，與日常生活之規定條文。主要是僧團受戒、集體生活、共住規則、集體財物等方面所製定的程式、標准、辦法等實施細則和要求。

　　印度時期的佛教僧團，主要是通過二部戒法和二十犍度這樣一些規範來達成對僧團的管理。

　　中國漢傳佛教中僧團的管理

　　佛教自西元前後傳入中國後，距今已有兩千余年的曆史。由于佛法思想的圓融性，佛教在中國兩千余年的傳播中，在與中國社會、文化、經濟等互動中，形成了別具特色的中國佛教形態，其中，佛教寺院及僧團的差異最爲明顯。僅就僧團而言，就與印度佛教時期的僧團在形式上有著較大的改變，特別是進入隋唐時期，中國漢傳佛教的僧團，一改印度佛教時期僧團乞食生活的傳統，僧團成員以寺院的形式集中定居，並製定相應的日常規則，以保證寺院的日常運轉。中國漢傳佛教的僧團成員，除了繼承印度佛教時期形成的戒律，同時還要遵守適應中國具體情況而製定的寺院日常規則，這一特點，在中國漢傳禅宗寺院特別突出，以致後來在中國漢傳佛教禅宗寺院中，形成獨特的禅林清規。現存的禅林清規達十余種之多，但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清規應是宋代宗頤禅師(1009～1092)製定的《禅苑清規》，而現行普遍使用的當推《百丈清規》。由于篇幅限製，《百丈清規》的內容不能詳錄，請參看附錄(二)。這些清規的內容，主要是寺院組織規程及僧人日常生活的規則，既有關于僧人行住坐臥等威儀所定之儀則，又有僧團集體所必須遵守之製度。

　　另外，在漢傳佛教寺院中，僧人除了對禅林清規奉行外，還應遵循《二十四門儀則》(又稱《沙彌律儀》)等細則。由于篇幅限製，《二十四門儀則》的內容不能詳錄，請參看附錄(叁)。從《二十四門儀則》的內容來看，主要是針對沙彌階段(僧團預備成員)，僧人應養成的行爲規範而製定的教育守則。這些內容，雖然是對沙彌階段的教育，但實際上是僧團所有成員終身奉行的行爲准則。因此，中國漢傳寺院僧團的成員，除了接受印度佛教的戒律規範外，還要兼受禅林清規及相關細則的約束。

　　中國漢傳佛教的僧團管理，主要是通過印度時期佛教的戒律和在中國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禅林清規及相關細則來實現的。

　　傳統佛教僧團管理的目標

　　通過以上介紹我們可以了解到，印度佛教僧團的管理，主要是透過二部戒法和二十犍度來實現的，而中國漢傳佛教僧團的管理，在繼承印度佛教透過戒律來實現管理的傳統外，還製定了相應的清規和細則，來補充和完善僧團的具體管理行爲。誠如現代化管理學科所指出的一樣，管理只是方法和手段，並不是管理行爲的終極目標，那麼印度時期和中國漢傳佛教的僧團管理，終極目標究竟是什麼呢？

　　關于印度佛教中僧團管理的終極目標，我們可以從佛陀在創立戒律時所提出的製戒原則中來探索和把握。據律典記載，佛陀在製定每條具體的戒文時，都同時提出製定這些戒文的具體目標：

　　一攝取于僧，二令僧歡喜，叁令僧安樂，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增長，六難調者令調順，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正法得久住(“ 《大正藏》卷二十二，《四分律》卷第一，570頁下。”)。

　　從佛陀所提出的以上製戒“十句義”來看，“攝取于僧”、“令僧歡喜”、“令僧安樂”、“難調者令調順”，其中的“僧”，既是指僧團成員，也是指整個僧團，這就說明戒律的製定具有保障僧團的凝聚力和攝受力等功用，讓僧團每一位成員，在戒律條文的約束下，保持僧團的和合面貌，落實僧團的“六和”(““六和”，又稱“六合敬”分別是：身和同住、口和無诤、意和同樂、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精神。“斷現在有漏”、“斷未來有漏”，主要是指出戒律對僧團成員在修學道路上的促進和增上效能，促使僧團成員以戒律爲准繩，規範行爲，斷惡修善。僧團成員可以通過斷惡修善，淨化自心，達到內心自覺，具有完善個人修養的倫理意義和道德價值。 “令未信者信”、“已信者增長”、“正法得久住”，主要是闡明僧團成員通過戒律的遵循，可以達成僧團正面形象的樹立和對佛教整體傳播的影響力，已超越了僧團自身的範疇。

　　佛陀除了爲了保障以上提出的目標和爲僧團及成員製定了相應行爲規範和准則能落到實處，還規定僧團每半月應集體對照這些行爲規範和准則，檢查和反省個人的言行舉止和起心動念是否符合法度，這在僧團叫作“半月布薩”。如果有不符合戒法中的言行舉止和起心動念，就應該當衆承認錯誤，並希望得到大衆的諒解，保證將來不再違犯，這在僧團叫做“忏悔”。正因爲僧團堅持“半月布薩”和“忏悔”，佛陀製定的行爲規範和准則才不至于只是一紙空文而流于形式。但能夠定期自我反省和當衆承認錯誤並加以改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是需要個體的膽識和勇氣，更需要有大智慧，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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