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洽親自去湖北請他入朝,協助善無畏翻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即《大日經》)。
唐玄宗請一行進京,主要的目的是爲了要整理曆法,從新舊《唐書·律曆志》的記載看來,一行開始草擬《大衍曆》是在開元九年(721),到開元十五年(727)完成,共經過六、七年的時間。在這六、七年中,他的工作非常緊張。在曆法方面,他要做許多准備工作,如《新唐書·藝文志》所載的《曆議》十卷、《曆立成》十二卷、《曆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曆》叁卷等書,都是爲草擬《大衍曆》所提出的重要文獻。此外他還要收集實測的資料,如《舊唐書·天文志》雲:“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诏沙門一行改造新曆。一行奏雲: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度。”這是從天象方面去找立論的客觀根據,因此他又必須製造天文儀器以供測候之用。
《新唐書·天文志》說:開元十一年(723),一行和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瓒,用銅鐵鑄成可以測量星宿運動和考察月球運行規律的黃道遊儀。測候結果,證實了恒星的位置有移動,畫成叁十六張圖,深得唐玄宗的嘉許,親爲黃道遊儀製銘。接著,一行又受诏和梁令瓒等製造渾天儀。渾天儀又稱渾儀,是我國古代研究天文的重要儀器,創始于西漢武帝時代的洛下闳。東漢安帝元初四年(117),張衡就改用漏水來轉動;後來又屢有修改,經過一行和梁令瓒的改製,才比較完備。《舊唐書·天文志》說:“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叁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余而日月會,叁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動擊鼓,每辰則自動撞鍾。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共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僚。”由此可以考見當時的創造精妙。
《新唐書·天文志》又說:“中晷之法:初(李)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诏太史(按即太史監南宮說、太史官大相元太等)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爲定數。”這就是用圭表測量日影于同一時間在各地投影的差數(即所謂“影差”),以計算太陽距離赤道南北遠近的方法。如太陽走到最北而位置最高的時候,圭影最短,就是夏至節;太陽走到最南而位置最低的時候,圭影最長,就是冬至節,依此可以區分二十四節氣和測定時刻。一行根據當時實測的結果,計算出來大約五百二十六裏(唐裏小程每裏爲叁百步,合454.363公尺)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余,糾正了《周髀算經》“王畿千裏影差一寸”的說法。影差與北極的高度有關,而一地的北極高度即等于該地的緯度。所以一行“大率叁百五十一裏八十步而極差一度”的議論(《新唐書·天文志》),就是說明緯度一度的長度,亦即子午線一度的長度,比西元814年回教王阿爾馬蒙的實測子午線早九十年。《新唐書·天文志》說,一行根據許多資料作《複炬圖》,南自丹穴,北至幽都,每極高移動一度,就注明它的差數,可用以確定日蝕的偏全和晝夜的長短。後來昭宗時代(889—903)的邊岡重訂曆法,認爲一行此圖非常精粹,是不可磨滅的作品。
《大衍曆》的主要著作《經七章》一卷(《新唐書·藝文志》作《開元大衍曆》一卷),大約是一行在開元十二年(724)開始寫的。一行圓寂後,經過張說的編次,和《長曆》叁卷、《曆議》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或即《新唐書·藝文志》之《曆草》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合並爲五十二卷,總稱爲《開元大衍曆》。
後來,太史令用靈臺候簿核對,證明《大衍曆》相合的十之七、八。所以《新唐書·曆志》說:“自太初(漢武帝)至麟德(唐高宗),曆有二十叁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一行關于《大衍曆》的著作,可惜流傳下來的已經不多;當時以及後代對于他的技術之巧、曆算之精,非常景仰,因此別人的許多有關著作,也用一行的名字。查各書所載,用一行名的計有叁十二種七十五卷,多數出于依托,因爲大都佚失,現已無法詳細楷定。至于《舊唐書·一行傳》所說的《大衍玄圖》一卷、《義訣》一卷和《後魏書》中的《天文志》(《宋史·藝文志》著錄後魏《天文志》四卷),可能是一行的作品,可惜也已散失,無從稽考了,但他對于天文學的巨大貢獻和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一行的佛教著作見于著錄的有:《攝調伏藏》十卷(《宋高僧傳》作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大日經疏》二十卷、《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一卷、《大毗盧遮那佛眼修行儀軌》一卷、《曼殊室利焰曼德迦萬愛秘術如意法》一卷、《七曜星辰別行法》一卷、《北鬥七星護摩法》一卷、《宿曜儀軌》一卷,共八種。其中《釋氏系錄》已佚。《藥師琉璃光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等,或屬于金、胎合部,或屬于胎藏部,都是通常的密教儀軌。《七曜星辰別行法》前面有一段似序非序的文字,可以證明它和相傳是“一行禅師修述”的《梵天火羅九曜》,皆出于後人的依托。所以一行的佛教著作應以組織密宗教理的《大日經疏》爲代表。
據《續古今譯經圖記》所說,善無畏爲一行在洛陽大福先寺翻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是在開元十二年(724)。而崔牧《大日經序》說,譯畢之後,一行“重請叁藏和上敷暢厥義,隨錄撰爲記釋十四卷”;即《大日經疏》的著作年代,大約在開元十叁年(725)。至于《經疏》的名稱,或稱《義釋》,或稱《義記》,卷數也有七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和二十卷的不同,內容也不完全一致。據說一行臨終命弟子智俨、溫古改治《疏文》,更名《義釋》,因而傳抄有異,但理論上並無出入。
《大日經疏》對于中國密宗的貢獻,除了把經中“文有隱伏,前後相明,事理互陳”(溫古《大日經義釋序》)的地方解釋明白,保存了善無畏所傳的圖位,和注明許多事相的作法與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發揚大乘佛教世出世間不二的積極精神,使密宗教理合理化,而一行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者。
據《開元釋教錄》、《續古今譯經圖記》、《宋高僧傳》等書所說,一行又曾從金剛智咨詢密法,請譯金剛頂瑜伽中《念誦法》四卷,《佛說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並受灌頂。因此一行是傳承胎藏、金剛兩部密法的大阿阇黎。他在我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是極爲重要的。可惜他積勞成疾(玄宗撰碑文有吐血忘倦之語),不到五十歲就圓寂了。《舊唐書·一行傳》說:玄宗賜谥曰大慧禅師,並“爲一行製碑文,親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爲起塔于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莳塔前松柏焉”。可以想見當時朝廷對于一行的尊仰和懷念;一行所貢獻于我國古代文化的功績,也將永遠昭垂史冊。(巨 贊)
五九 鑒真(688—763)
鑒真,是我國唐代赴日本傳戒並首創日本律宗的高僧。唐垂拱四年(688),生于揚州江陽縣,俗姓淳于,十四歲從智滿禅師出家爲沙彌,神龍元年(705),從光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707),遊學東都洛陽,繼入西京長安,次年,于長安實際寺從恒景律師受具足戒。這兩位律師都是當時的律宗大德。道岸(654—717)是繼承道宣的弟子文綱(636—727)大興南山律宗于江淮的人(《宋高僧傳》卷十四)。恒景(634—712)初從文綱受律學,後來又到荊州玉泉寺研究天臺止觀,有名于時(《宋高僧傳》卷五)。鑒真受了這些名師的熏陶,數年之間便通達了叁藏教法。後來他又從融濟研習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羯磨疏》、《量處輕重儀》;從義威、智全、大亮等鑽研了相部律宗法砺的《四分律疏》。融濟是南山道宣的高足,義威是道岸的弟子,大亮是法砺弟子滿意的法嗣。這些師承關系和律學修養,是鑒真後來在傳持律學上能有重大成就的增上因緣。
開元二十一年(733),鑒真四十六歲。這時他已經學成名立,于是自長安回到揚州,先後十年間在江淮地區努力講律傳戒,聲名遠播,成爲當時道岸之後獨步江淮的律學大師。《宋高僧傳》說他有著名弟子叁十五人,各自倡導一方,共弘師教。他同時建造了許多寺院和佛像,書寫過叁部大藏經,又興辦救濟孤貧疾病等社會事業,並曾親自爲病者煎調藥物。在長期從事這許多活動中,他掌握了當時許多方面的文化成就,積累了不少實際的領導經驗,團結和培養了一批有專門造詣的工技人才。這一切都爲他後來東渡日本准備了有利的條件。
日本的學問僧榮睿和普照等于開元二十一年隨遣唐大師丹墀真人廣成來中國留學。他們同時負有邀請中國傳戒師東渡日本傳戒的任務,乃先請洛陽大福先寺道璇律師(702—760)乘了日本副使的船先行赴日,爲正式傳戒作准備。
到了天寶元年(742),榮睿、普照留學中國已經十年了,他們始終不忘請師傳戒的使命,爲此做了許多努力。他們托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寫信給揚州倉曹李湊,請他造船備糧,以備東渡,同時邀請了西京僧道航、澄觀,東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與日本同學僧玄朗、玄法同下揚州,訪谒鑒真。這一年十月,鑒真正在揚州大明寺爲衆講律,榮睿和照照前往參見,懇切祈請東渡傳戒。當時鑒真回答,日本是“有緣之國”,便問弟子們有誰願意應請到日本國去傳法。大衆默然良久,無人對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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