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佛教

　　金代佛教是指公元1115—1234年間女真族統治中國北方地區建立完顔王朝時代的佛教。女真族在開國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這是從它鄰境奉行佛教的高麗、渤海等國傳入的。迨建國後，它以武力滅遼，又繼承了遼代社會盛行佛教的風習。其後南進，占領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攻略黃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區，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響。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發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開始于太宗時期(1123—1137)。傳說太宗常于內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設會、飯僧。天會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應州建淨土寺。同在天會年間，太宗後爲佛覺大師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時，命名大延聖寺(以後金世宗時改名大聖安寺，成爲金代燕京的名刹)。當時營建塔寺，偏于河北、山西等地，這是和攻占了宋都而加強黃河以北地區的治理經營有關的。但在天會八年(1130)，曾經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時佛教範圍已相當擴大。熙宗時期(1138—1149)金的國境已擴展到淮水以北地帶，金王朝的典章製度急速地漢化，對于漢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見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會甯市)，特建大儲慶寺，請他做寺主。著名律師悟铢(？—1145)也同受優遇皇統中被任爲中都右街僧錄。到了世宗繼立，是爲金代的全盛時期

　　(1169—1189)開始對佛教采取有節製的保護政策，積極整頓教團，防止僧侶逃避課役，並嚴禁民間建寺。其間由于財政困難，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團對于社會的影響而公賣度牒，以助軍費，但于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即行停止，仍持續統製整頓的方針。而世宗自己卻喜歡巡遊名山古刹，營建塔寺，優遇名僧。他爲玄冥顗禅師在燕京建大慶壽寺，又在東京創建清安禅寺。他的生母貞懿太後出家爲尼，又特別在清安禅寺別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對各大寺都賜田、施金、特許度僧，表示對佛教的好意支持。章宗時期(1190—1208)繼世宗的統製方針，取締宗教教團的法製更臻完備，嚴禁私度僧尼，並積極地規定由國家定期定額試經度僧，並限製各級僧人蓄徒的名額。金代試僧製度大體上承襲遼製，而較爲嚴格。對于童僧，一般是以《法華》、《心地觀》、《金光明》、《報恩》、《華嚴》等五部的談誦爲試課，童尼分量減半。又規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額，即長老、太師得度弟子叁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滿四十以上的度一人，這大概是和一般試經度僧的規定並行的。僧侶的考選規定叁年一次，就經律論叁部門課試，中選的授爲叁宗法師，這種考選每次以八十人爲限，由朝廷指定官員辦理。法師中學行優異的，更由朝廷敕加種種名德稱號，如佛覺大師、宣秘大師等。國家又製定僧官製度，但不象遼代那樣與聞國政，專事統理管內僧衆的威儀律行，及處理教團內部的訴訟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號稱國師，其余四京各設僧錄、僧正，列郡設都綱，各縣設維那，都叁年一任。此外，如五臺等佛教勝地，則別置僧官，負責莊嚴名刹。禁僧尼和朝貴來往，要求僧尼隨俗拜父母及奉行喪禮等，這充分表現了政府對于佛教僧團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財政困難，又采行公賣度牒、紫衣、師號和寺院名額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貫性。他自己曾召萬松行秀禅師于內廷說法，奉錦绮大僧伽衣，內宮貴戚羅拜，各施珍品，並爲建普度法會，以表示對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後，金代面臨著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脅，爲了籌措軍費，空名度牒的發行更濫；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時代，這種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團因濫雜腐化，終于日趨衰退而後已。

　　總的說來，金代佛教是相當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繼承遼代舊習，擁有廣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資財，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如世宗在位期間，于燕京建大慶壽寺，曾賜沃田二十頃，錢二萬貫；重建燕京昊天寺，賜田百頃，特許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賜田二千畝，錢二萬貫；他的生母貞懿太後出家後住東京，特爲創建清永禅寺，別築尼院，由內府給營建費叁十萬，寺成後更施田二百頃，錢百萬，寺內僮仆多至四百余人，其富饒可想而知。另一部分遼代舊寺還保留著原來的經濟基礎，甚至還有二稅戶製度的遺存(這一製度是遼帝室和權貴將平民戶籍隸屬寺院，使納一半賦稅供寺院之用)。二稅戶中，有的已隨遼代朝貴階層的崩潰而得到解放，有的淪爲寺院的附屬民戶，仍爲寺院有力的經濟基礎。到了金代中期，二稅戶的殘余竟成爲當時含有政治性的社會問題。經過世宗、章宗兩度诏免二稅戶爲民，才全部消滅了這種製度。一般社會對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遼代遺風以邑社的組織形式，集資爲寺院補充道糧或建置藏經，以及舉行種種法會。如興中府叁學寺的千人邑會，就是專爲維持寺衆的生活而組織的，規定會員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納錢二百，米一鬥，這不僅以維持寺院經濟爲目的，還兼有推廣佛教信仰的作用。由于寺院的經濟充裕，常以余力來舉辦各項社會事業，最普遍的是施藥和赈饑二事。施藥大都就寺內設置藥局，以施給貧民，其製創始于清州辨公，後各地寺院相繼仿行，很爲普遍。赈饑系昭儀軍觀察判官梁姓倡辦，章宗明昌二年(1191)在祐聖千佛院施粥百天，後各地大寺院亦多采行，以濟饑民。擁有大量資財的寺院更在寺內外設置質坊以貿利，如《松漠紀聞》載延壽院一寺即設有質坊二十八所，這種經營更促進了寺院經濟的不斷發達。

　　金代國祚雖短，但在佛教教學方面，如華嚴、禅、淨、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當的發展。其中禅宗尤爲盛行，這可說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響。本來黃河流域的中原一帶，在金人未占領以前，禅宗的楊岐、黃龍二派已很興盛。楊岐系克勤(1063—1135)住汴京天甯寺，黃龍系淨如(？—1141)住濟南靈岩寺，各弘宗風，爲北方禅宗的二重鎮。金人占領中原以後，道詢(1086—1142)繼承淨如在靈岩寺弘法，著有《示衆廣語》、《遊方勘辨》、《頌古唱贊》諸篇。汴梁則有佛日大弘法化，傳法弟子圓性(1104—1175)于大定間應請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複興禅學，著有語錄叁編行世。門弟子中得法的有普照、了奇、圓悟、廣溫、覺本五人。廣溫(？—1162)又參學于燕京竹林寺廣慧之門，後住河北薊縣盤山雙峰寺弘化。另有政言(1125)從慈照禅師處得法，著有《頌古》、《拈古》各百篇，《金剛經證道歌》、《金臺錄》、《真心說》、《修行十法門》等；相了(1134—1203)從懿州崇福寺超公處得法，他們先後都曾住潭柘山寺弘化。道悟(1151—1205)得法于河南熊耳山白雲海禅師，後住鄭州普照寺弘化。教亨(1150—1219)從普照寺寶和尚參學有得，弟子宏相傳其法。此外，更有河朔汶禅師、利州精嚴寺蓋公、五臺鐵勤寺慧洪、上京寶勝寺善英諸師，都著名于禅門。這時期的禅學，大抵是看話禅一派。末期的萬松行秀(1166—1246)，尤爲金代著名禅師。行秀，河內人，初從勝默、雲岩諸德參學，

　　各契深旨，爲兩河叁晉的佛教徒所欽敬。後住邢州淨土寺，築萬松軒自適，因有萬松之稱。他傳曹洞青源一系之禅，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岩滿禅師，雖治禅學，而平時恒以《華嚴》爲業。他曾在從容庵評唱天童的《頌古百則》，撰《從容錄》，爲禅學名著。其他著述有《祖燈錄》、《請益錄》、《釋氏新聞》、《辨宗說》、《心經風鳴》、《禅說》、《法喜集》等。他兼有融貫叁教的思想，常勸當時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極得楚材的稱頌，說他“得曹洞的血脈，具雲門的善巧，備臨濟的機鋒”，一時傳爲的評。行秀的法嗣少室福裕，所弘尤廣；林泉從倫繼事評唱頌古，撰《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各六卷。

　　金代以治華嚴學著名的，有寶嚴、義柔、惠寂和蘇陀室利。寶嚴于天德叁年(1151)住上京興正寺，兩度開講《華嚴》，聽受的達五百余人。義柔精究《華嚴》，有華嚴法師之稱。惠寂從汾州天甯寺寶和尚受《華嚴法界觀》，後弘化于鄂城，轉徙流離，不廢講說。遺憾的是叁師著述都已失傳。蘇陀室利傳系印度那爛陀寺高僧，以專精《華嚴》著名。他以八十五歲的高齡，率弟子七人航海來華；弟子中叁人中道折返，叁人死亡，僅一弟子相隨，曆時六載才到達五臺，未及宣譯，即示寂于五臺靈鹫寺。

　　密教在遼代末期已衰落，金代可考者有法沖和知玲。相傳法沖于大定叁年(1163)和道士蕭守真角力獲勝，所習教法未詳。知玲從嵩山少林寺英公傳總持法，後于皇統中(1141—1149)住河北盤山感化寺專弘密教。從現存五家子磚塔遺構推測，似金剛界曼陀羅法仍在流行。他如《華梵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大准提陀羅尼》、《佛頂准提咒》等，在民間亦極流行。又遺留在河北房山雲居寺附近的金代石刻遺物上，發現和密教有關的文獻也占大多數，這主要是承受了遼代佛教的影響。此外，西域密教僧人來華的，有北印呼哈(啰)悉利和他的從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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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悉利于大定五年(1165)示寂，其他事迹不詳。

　　金代弘淨土教可考的，有祖朗、禅悅、行秀、廣思及居士王子成等。祖朗(1149—1222)于大定年間(1161—1189)曆主燕京崇壽、香林諸寺，日課佛號數萬聲，感化甚衆。廣思于河北臨城山建淨土道場，結白蓮華會，謹守廬山慧遠的規模，開北地蓮社念佛的風氣。關于淨土的著述，有萬松行秀的《淨土》、《洪濟》、《萬壽》、《四會》等語錄及王子成的《禮念彌陀道場忏法》。

　　金代治戒律的以悟铢、智深爲最著名，都以律行精嚴而受叢林敬仰。悟铢(？—1154)兼通經論，尤爲燕京佛教界巨匠。他如法律和廣恩，都以戒師著稱。法律(1099—1166)于天眷叁年(1140)住燕京淨垢寺，皇統二年(1142)奉命普度僧尼十萬余人，後爲平州叁學律主。廣恩(1195—1243)在邢州(今河北邢臺縣)開元寺，度僧千余，著有《密蓮集》。

　　金代居士中最著名的有李屏山(1185—1231)，他是章宗朝的進士，初宗儒學，反對佛教，後讀佛典有得，喜和禅僧交遊，曾師事萬松行秀，撰《鳴道集說》，批判宋儒的排佛論，主張叁教調和之說，對于當時人士影響極大。又撰《楞嚴經解》、《金剛經解》、《西方父教》諸篇，其主要思想本于華嚴圓融無礙的教學，以佛教爲中心，實踐以禅爲主體，這樣很自然地走向叁教融會的思想，而成了金代佛教的特征，並反映于他的著作上。

　　金代佛教文化方面，值得特別記載的是大藏經的刻印。金代文獻殘缺，關于這一刻藏事業原未見記載，直到1934年，偶于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其印本。據今人考定，全藏凡六百八十二帙，約七千卷，現存的僅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現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發起刻藏的是比丘尼崔法珍，她在山西省南部斷臂發願，募資翻刻北宋官版大藏經，並加以補充。始于熙宗皇統九年(1149)，中間曆時叁十多年，到世宗大定十叁年(1173)這部藏經才告成，標志著民間刻藏的巨大成就。金藏既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經的面目，又補了好些重要的著述，對于藏經版本、校刊乃至義學諸方面的研究都起了極重大的作用。此外，金代對于房山雲居寺的石經，亦曾進行續刻，現在續有發現。至于零本木刻經典可考的，則僅有《華嚴》、《大般若》及《無量壽》等經。

　　金代佛教藝術之可考的，有建築、雕塑和壁畫等方面。建築現存的有寺院、塔和經幢。金代寺院大都保存著晉唐以來的門樓廊院環布的傳統形式，圍牆四面設門，四隅築角樓，和門殿廊庑相連接。僅其在正殿後殿之間添置柱廊一點，稍異于前代。現存的寺院遺構，有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寶殿、普賢閣、叁聖殿和天王殿，系太宗天會六年(1128)僧圓滿重行修建；上華嚴寺的大雄寶殿，系熙宗天眷叁年(1140)僧錄通悟大師等就遼代遺構重修的。又同省應梁淨土寺的大殿，系天會二年(1124)建；朔縣崇福寺的阿彌陀殿，系熙宗皇統叁年(1143)建。此外，可考的還有大同葾E化寺的叁聖殿和山門，五臺善文延慶寺的大殿，曲沃大悲院過殿和河北正定隆興寺的山門等。至于現存的金代佛塔，和遼代的相比，形式上大體相似，但細部略有變化：如各層向上的縮減比例漸小，基壇和初層各方面雕刻不多。立體多層塔有八層、九層的，有平面作六角形的，都于經律無據。塔身多塗飾白色以象征國號等。塔形有八角五層式的，如沙鍋屯石塔，章宗泰和六年(1206)建；有八角七層式的，如冀東摩天塔，世宗大定十年(1170)建；有八角十叁層的，如開原石塔，傳廢帝正隆元年至世宗大定叁年(1156—1163)建；有六角八層的，如朝陽五家子磚塔，正隆二年(1157)以前建；有六角五層的，如林東街西塔。此外，雜式的更有舍利塔、雁塔、萬部華嚴經塔以及墓塔諸式。金代經幢大體承唐、遼舊製，更普及于各處。其中梵字幢咒語多用梵書，年月題字用真書，亦有梵書一行和真書一行相間的。經幢中製作優美的頗多，如河北正定龍興寺東方經幢，山東泰安岱廟經幢，大定准提陀羅尼經幢(現藏日本京都藤井郁鄰館內)，河北盧龍陀羅尼經幢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雕塑以定州圓教院僧人淨璋所造的木雕彌陀像最爲著名。關中僧人法誨，以長于繪畫著名，華原延昌寺壁畫即出于他的手筆，其中大殿壁面八明王變相是他個人的作品，法堂華嚴壁則是和山水名家楊澤民合作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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