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

　　宋代佛教是敘述從宋太祖建隆元年到衛王祥興二年(960—1279)叁百二十年間趙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權建立之後，一反前代後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廢毀。繼而又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版。這些措施促使佛教傳播逐漸恢複和發展。以後宋代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未變。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度童行達十七萬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來改名法賢)、施護先後來京，因而朝廷設立譯經院，恢複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久已中斷的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叁藏聖教序》。後來院裏附帶培養翻譯人才，改名傳法院。又爲管理流通大藏經版而附設印經院。當時印度等國僧人送贈梵經來中國者絡繹不絕，從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間，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著維護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放寬了度僧名額。天禧末(1021)，全國僧尼比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應增加，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墳寺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于是寺院經濟富裕，舉辦起長生庫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業。到神宗時(1068—1085)，因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需用赈款，開始發度牒征費。這一權宜之策，後來繼續執行，數量漸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經濟與政府財政間的矛盾有加無已。最後到徽宗時(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爲道觀，並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但不久即恢複原狀。

　　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注意對佛教的限製。高宗時(1127—1162)即停止額外的度僧，圖使僧數自然減少。但江南地區的佛教原來基礎較厚，國家財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爲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于宋末。

　　宋代譯經開始于太宗太平興國初。當時特別設立了譯經院，並製定一些規章。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從太平興國七年(982)起，逐年都譯進新經，繼續到天聖五年(1027)，譯出五百余卷。其後因缺乏新經梵本，譯事時斷時續，維持到政和初(1111)爲止。總計前後譯家(及其譯經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譯經年代974—1001)、天息災(980—986，後改名法賢，987—1000)、施護(980—1017)、法護(中印人，980—983)、法護(北印人，1006—1056)、惟淨(1009—？)、日稱(1056—1078)、慧詢(1068—1077)、紹德(1068—

　　1077)、智吉祥(1086—1093)、金總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稱。其中惟淨、慧詢、紹德都是由傳法院培養出來的中國僧人，天吉祥等則幫助金總持翻譯。諸人所譯的總數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數，論部最少。當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關的梵本流入中國的不會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統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純部分和佛教的傳統相違反，因而禁止了新譯《頻那夜迦經》的流行，並不許續譯此類經本，這就大大限製了以後的翻譯。此外，從宋代譯經的質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別是有關義理的論書，常因筆受者理解不透，寫成艱澀難懂的譯文，還時有文段錯落等情形，因此，盡管譯本裏也有中觀一類的要籍(如龍

　　樹、陳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對當時義學界似未發生多大影響。

　　宋代譯經多屬小部，就其種數而言，幾乎接近唐代所譯之數，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聖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經叁度編撰新的經錄。祥符時所編，稱《大中祥符法寶總錄》，二十二卷，爲趙安仁、楊億等編修。所載譯籍乃從太平興國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叁十年中間所譯，共計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叁卷(此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這部目錄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進經的年月編次，除列出經名、卷數、譯人而外，還附載進經表文，這都依據當時譯經院的實錄，所以連帶記載著有關譯場的各事，如新獻梵筴、校經、更動職事等等，其體裁和過去的各種經錄完全不同。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叁卷(亦作叁冊)，譯經叁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它系當時全部入藏經典的目錄，記載著

　　《開元錄》各經、新編入藏的天臺慈恩兩家著述、《貞元錄》各經、《祥符錄》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時所編新錄稱《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呂夷簡等編。體裁和《祥符錄》一樣。所收譯籍即緊接《祥符錄》，從祥符四年到景祐叁年(1011—1036)，二十六年間譯出的各經，共糀E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余卷。又由于漢文佛教經典的影響，當時的回鹘、西夏地區，都用民族文字譯成回鹘文及西夏文經典。

　　從五代以來，我國木版雕刻技術有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宋代對于佛教的大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綜計宋代叁百余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版本，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點。第一種爲官版。這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971—983)費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稱蜀版。所刻數量達到六百五十叁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爲後來中國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麗、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據。第二種是在福州私刻的東禅等覺院版。元豐初(1078)由禅院住持沖真等募刻，崇甯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結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間又補刻十余函)。第叁種是福州私刻的開元寺版。即在東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組織了刻經會，支持開元寺僧本悟等募刻。這從政和二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12—1151)經四十年，依照東禅版

　　的規模刻成(南宋隆興初曾補刻兩函)。第四種是湖州思溪圓覺禅院刻版，通稱思溪版。此版開刻時期約在政和末(1117)。刻費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所出。內容依據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約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種是平江碛砂延聖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響而發起，在南宋紹定初(1229)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作爲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編定目錄，刻至鹹淳八年(1272)以後，因戰火逼近而中止，後入元代才繼續刻成。因此，它對原定目錄的內容頗有更動，並補入元刻各書，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叁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淨兩宗最爲流行。宋初，雲門和臨濟並盛于各地(禅家五宗內沩仰數傳以後即不明，曹洞與法眼當時也都不振)。臨濟宗由風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繼興化存獎(830—888)的系統傳承而下。其後各代爲首山省念(926—992)、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39)。楚圓的門人黃龍(隆興)慧南(1002—1069)和楊岐(袁州)方會(992—1049)，分別開創了黃龍、楊岐兩派(和臨濟等五宗合稱七宗)，都盛行于南方。南宋時，楊岐且進而成爲臨濟的正統。楊岐方會再傳爲五祖法演(？—104)，叁傳爲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雲門宗雪窦重顯的著作《頌

　　古百則》加以發揮、講說，門人錄成《碧岩錄》，爲禅學名著。他門下有虎丘紹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帶活動。大慧提倡看話禅，其影響尤爲久遠。後來黃龍、楊岐兩宗還遠傳于日本。

　　雲門宗在宋初也很占優勢。得香林澄遠(？—987)一系再傳的雪窦重顯(980—1052)著《頌古百則》，大振宗風。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創禅院，即是請雲門五世的大覺懷琏(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緣密圓明叁傳的靈隱契嵩(1011—1072)，祖述《寶林傳》，反對天臺宗所信奉的《付法藏傳》之說，而厘定了禅宗的世系爲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論》。他強調禅爲教外別傳，一反當時禅教一致的常見。他還針對其時辟佛的議論作了《輔教篇》等。由于他擅長文章，得著仁宗和在朝的官僚們的稱賞，他的著述也被許入藏流通，這更加強了雲門的宗勢。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漸衰微，其傳承終于無考。

　　此外，曹洞宗僅洞山嫡傳的雲居道膺(？—902)一系，綿延不絕，從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後漸盛。再經丹霞子淳(1064—1117)傳弘智正覺(1096—1156)，提倡默照禅，與看話禅並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淨之後，傳入日本。

　　除禅宗之外，律宗和賢首、慈恩的義學，在宋代也相當流行，天臺宗則有新的發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單傳，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寶律師傳承的贊甯(911—1001)有律虎之稱。另外，從法寶七傳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達七部之多，所著解釋《行事鈔》的《會正記》尤其重要，因而繼承他的一系有會正宗的稱呼。他的再傳弟子靈芝元照(1048—1116)，原學天臺宗，後即采取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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