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佛教
五代佛教是敘述從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間，經曆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的佛教。這時中國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疊，南方則先有前蜀、吳、吳越、閩、南漢，繼有荊南(又稱南平)、楚、後蜀、南唐諸國(通常連同北方在後周時割據獨立的北漢、合稱十國)。北方兵革時興，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國家又對佛教執行嚴格的限製政策；南方則各國相安，社會比較安定，帝王都熱心護教，因此兩方的佛教，一則勉強維持，一則續有發展，其情況各不相同。
北方從後梁到後漢，各代對于佛教多因襲唐代的舊規，也例行誕節詣寺行香、齋僧、僧道對論、賜紫衣師號、度僧等事，但對僧尼的管理則比較嚴格。管理機構爲祠部(後梁)，後設功德使(後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後梁龍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願出家者須入京師比試經業。後唐、後晉也同此限製，並禁新建寺院。不過後來功令漸弛，寺僧仍歸浮濫，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兵役，所以到了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 )便毅然對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經國家頒給寺額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廢除，僅在原無敕額寺院的地方許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須通過嚴格的讀經試驗。更禁止當時流行的燒身、煉指等眩惑世俗、殘害肢體的行爲。這一措施的結果，國境內寺院廢除的過半。因廢寺院還連帶將
民間保存的銅製佛像全數沒收，用來鑄錢，以充實國家的經濟。這對佛教本身來說，澄清了一切紊亂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頓，並不算是很壞的事，其性質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來僅獲維持的，經此波折就更見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國割據的局面，如吳越、南漢、閩國等，曆時都比較長久，又大體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內還實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經濟有所發展而社會日趨安定。各國帝王多有濃厚的宗教信仰，對于佛教的建寺(如閩地在王氏統製時，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後改屬吳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後周顯德初大廢佛寺，杭州寺院獲存者仍達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閩王王曦于永隆叁年即941 年在福州烏石山麓建崇妙保聖塔，南漢王劉鋹于大寶十年即967 年在廣州造千佛鐵塔，今均存；又吳越王錢弘俶于後周顯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鑄造八萬四千小銅塔，中納《寶箧印陀羅尼經》印刷卷子，頒布境內，十年方竣)、造像(如閩王王審知在後唐同光叁年即925 年冶銅鐵叁萬斤來鑄釋迦、彌勒諸像)、寫經(如閩王室在後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寫金銀字藏經五藏等)，
以至度僧(如閩地初于後唐天成叁年即928 年度僧二萬，自後閩僧日見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極浮濫，金陵一地即有數千人)，所以當時南地佛教始終在發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時，只禅宗和天臺宗因根據地在南方，條件優越，得到更大的開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時，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風。同系德山門下的閩僧義存(822 —908 )參學歸來，構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閩王王氏的優禮，十數年間，替他建寺造像、厚施養衆，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衆趨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門徒中又多傑出人材，如玄沙師備(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鵝湖(信州)智孚、長慶(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閩王尊重，分燈化俗。其中玄沙從《楞嚴經》入道，識見尤屬特別，化行尤廣。繼有羅漢(漳州)桂琛(867 —928 )，曾參雪峰法會，但得旨于玄沙，門衆推爲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
全浙。從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後爲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報恩禅院，死後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臺德韶(891—972 )，爲吳越國師。門下有永明延壽(904 —975 )溝通禅教，後著《宗鏡錄》，成一大家。還有義存另一門人雲門(韶州)文偃(？—949)爲南漢高祖所尊禮，教化很盛。其門下香林澄遠(？—987 )後更光大，成爲雲門宗。此外，臨濟宗由興化(魏府)存獎(830 —888 )、寶應(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雲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觀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湧(850 —938 )一系相承；
各弘化一方，與法眼、雲門並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臺宗在五代時直傳湛然之學的有義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薦，見重于吳越王錢弘俶。錢氏特爲他在天臺山建螺溪道場。又接受他的建議求會昌以來散失了的天臺教籍于高麗。其後高麗遣谛觀送了智者諸大部著述來浙，于是一宗典據大備，呈中興之象。義寂之傳有義通(972 —988 )、宗昱，通後傳四明知禮，更大昌此宗之說。
當時北方的義學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綜合形式出現的。常習的經論有《法華》、《涅槃》、《仁王》、《維摩》、《彌勒上生》等經，《中觀》、《唯識》、《俱舍》等論，而以《百法》、《因明》二論歸之名數與立破法門，視爲研學方便，敷講尤爲普遍。講家著名的撰述有彥晖(後梁，840 —911 )的《百法論滑臺(所住地方)鈔》，歸嶼(後梁)的《百法鈔會要》，虛受(後唐)的《俱舍疏鈔》及《法華》、《百法》、《唯識義章》，貞辯(後唐)的《上生經鈔》，可止(後唐)的《法華頓漸教義鈔》，智江(後周)的《百法瑞應鈔》，繼倫(北漢)的《因明論演秘鈔》、《法華經鈔》等。又《法華》的研究本來在南方是以天臺之說爲正宗的，而北方學者南來講說卻常用慈恩宗義相溝通。如可周(後唐)于乾甯四年(897 )節《法華玄贊》爲五卷《評經
鈔》，又爲音訓並解釋道宣的《法華經序》，乾化二年(915 )以後即在浙江一帶弘傳其說。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經隨義釋》，會通慈恩、天臺兩家宗要，而啓發了天臺內部異解的端緒。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從皓端聽習經論，而後契入天臺，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科總叁十五帖，繼而就發《金光明玄義》真心觀之難。
此外關于律學，從中唐以來就是南山、相部、東塔叁宗並行，未得統一。五代時還保持著同樣狀態。其在北方，新章宗即東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師如貞峻(847 —924 )即在東京開寶律院爲新章宗主。從乾化元年(914 )以來，十年之間度僧尼叁千余人。又相國寺澄楚(889—959 )亦爲新章宗律主，後晉初入內道場，爲皇宮妃主等落發受戒。他一生臨壇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則南山律更盛。律師元表原在長安西明參與法寶講席，廣明中(880 )來越州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莫不趨集。其門人杭州景霄(？—927 )著《簡正記》二十卷。又有守言再傳元解，後爲南山宗正系。又法寶高足慧則(835 —908 )亦于廣明中南來傳律，其弟子希覺(864 —948 )著《集要記增輝錄》(《集要》爲
慧則之作)。其門下有贊甯(919 —1001 )，爲吳越僧統，都是宏傳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時寫經閱藏的風氣也很盛，但南北所寫大藏，依據略有不同。北方多寫《貞元錄》入藏經，這較《開元錄》入藏的多出叁百余卷。南方通常依《開元錄》寫經。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請編李長者所撰《華嚴經論》四十卷入藏。保大叁年(945 )僧恒安又從關右寫到《貞元錄》續入藏經，連同《千缽曼殊室利經》十卷，《一切經源品次錄》叁十卷，共叁百七十叁卷，編成《續貞元釋教錄》，請寫錄施行，這樣南方就也有《貞元錄》入藏經的寫本了。另外，和寫經連帶著有音義之作。如漢中沙門可洪，從後唐長興二年到後晉天福五年(931 —940)費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經音義隨函錄》叁十卷，訂正了玄應、厚師(西川)、謙師(浙右)、郭迻(河東)諸家舊作的錯誤，其書今存。又行瑫
(895 —956 )也以訂正郭迻音義的用意，撰述《大藏經音疏》五百余卷，幾乎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義。其書曾風行兩浙，全部已佚，最近僅在日本發現其第叁百零七卷寫本一卷。當時講家博學的大都遍覽全藏。如貞海(後唐)擅長《法華》，叁十余年間講經叁十七座，閱覽藏經兩遍。從隱(後漢)通《彌陀》、《中觀》、《百法》叁種經論，嘗爲大衆一日作叁講座，閱藏一遍。智佺(後周)講《百法論》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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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座多不臨文，但憑記憶講述，卻極流暢詳盡，閱藏叁遍以爲參考。文辇(南唐)習禅，也覽大藏叁遍，以佛言爲定量。義楚(後周)精于《俱舍》，講《圓晖疏》十余遍，也閱藏叁過，並纂成類書《釋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猶存。
五代時佛教藝術無大發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築窟存叁十叁個，其中塑像僅保存了唐代的舊規模，壁畫也缺乏生氣。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區的摩崖龛像(西方叁聖像等)較勝。在此時塑像和畫像裏，十六羅漢等題材特別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銅十六羅漢像，煙霞洞有十六羅漢像，皆吳越時造。在僧俗間有好些人以畫羅漢著名，如後梁的李羅漢(因善畫羅漢而得名)、後蜀貫休(禅月大師)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稱彌勒化身，江浙間多有信者，也時圖畫其像。至于佛教建築，特別在造塔方面，因鑒于木材之易引火災，改用磚石，其結構形式雖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別有特色。現存遺構在南方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聖塔(閩國時造)、杭州保俶塔(吳越時造)，南京棲霞寺舍利塔(南唐時改建)、蘇州虎丘雲岩寺塔(南唐時造)。
另外，當時僧徒有學包內外、吟詠風騷的好尚，故很多擅長詩文或書畫的。如可止(後唐)有《叁山集》收詩叁百五十篇，齊己(後梁)有《白蓮集》收詩八百首，棲隱(楚)有《桂峰集》，彙征(吳越)有詩文集七卷,虛中(楚)有《碧雲詩》，希覺(吳越)有雜詩賦十五卷，貫休(後蜀)有《禅月集》等。其能書的則有貫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書)，又晚巒(能草書)等。能畫的有智晖(後唐)、智蘊(後周)、蘊能(吳越)等，都很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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