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歸咎于儒學，不如把這個責任歸咎于借儒學以鞏固自己的明清王朝。明清兩代王朝極端地利用了儒學中對中央集權和君主專製有利的部分，扼殺了其中開明和健康的部分，使儒學對人生和社會的積極意義受到了歪曲。而近現代某些人崇信西方那一套，對民族文化全盤否定，則更不足取。在這裏，我們結合佛學，來看看儒學中有益和有趣的一面，這可是儒學的合理內核，也是現代社會和未來時代需要大力提倡，並在東西方文化大彙合中值得重視的一些內容。
佛教長期被認爲是出世之學，而儒學則理所當然是入世之學，而且還是治世之學。孔子曾自信地說：“天生德予余”，孟子更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所以，對儒學治世的功能，孔孟及後來的儒家都是堅信不移的。但這個“世”，佛教認爲是“五濁惡世”，人類的根本性，也就是人的社會性，佛教認爲全是煩惱的積聚。早在孔子的時代，有人就對孔子說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類的話，但孔子卻“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堅信儒家的觀念，只要堅持不懈地宣傳、推廣和普及，就會對社會起到良好的補救作用。儒家的方法就是通過“克己複禮”的方式，把人改造或陶冶爲仁信忠孝節義的君子，進一步達到“止于至善”、“保和大和”的這一崇高的聖人境界。
儒家學說對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堅決反對的，孔子對個人的修養准則，提出一個“仁”字；對社會統一和安定的准則，提出一個“禮”字。“仁者愛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所遵循的做人的美德，並使人達到“溫良恭儉讓”這種“中庸之爲德”的崇高境界。溫者不暴，良者不惡，恭者不驕，儉者不奢，讓者不爭。要達到這樣的人格境界，首先就必須做到“克己”。“克己”是對自我欲性的一種自覺的限製，雖然還比不上佛教戒律那樣的系統和完善——通向出世的解脫，但也有其相當的、可行的內容和准則。“克己”的目的是“複禮”，禮是周禮，是周朝周天子所製定的、當時中國的一種禮法，這種禮法，包括了法律、風俗、禮節和種種行爲准則，是國家和民族乃至文化的安定和統一的旗幟。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各朝各代都有其相應的禮法，但根本原則都是遵循儒家的四書五經。
儒家學說對人性的優化和改造，一般都遵循著《大學》所指示的路子，這就是：“聖人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具體說來，就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
這種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乃至修齊治平的過程，是儒家從“小我”到“大我”的過程，是個人優化和完善自己的過程。這種從個人起步，經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天下的安定和治理，都離不開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義”這兩個字。《周易》說：“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利者，義之和也”，仁是個人內在品德的完滿，義是社會關系的和融，而這一切的起點，都必須建立在正心誠意致知這一心理和精神的狀態上。在對精神、心理的修爲上，《大學》也有其相應的方法：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可以說是儒家的一套“止觀”，雖沒有佛教止觀那樣細致和嚴密，但作爲社會中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能自覺地以這種方式進行靜修，其成效也是相當可觀的。古代一些聖君賢臣，只要能不迂腐地有這一層修爲，對他們所致力的事業，就多了幾分成功的因素。要使自己的精神和心理達到這一層火候，就必須對七情六欲有所克製乃至舍棄。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樣就可以“生于憂患”，從憂患中奮發崛起；反之則會“死于安樂”，在腐化中沒落乃至滅亡。
修身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對這樣的大綱。儒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道”。修身的正心誠意，必須爲這個大綱服務。
以齊家而言，就應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梯，夫愛妻敬，並且和睦鄰裏。這樣的家庭，必然是穩定的，健康的，有凝聚力的。中國的這種家庭模式穩定了兩千多年，在現代的商品社會和西方倫理觀念的沖擊下雖屢經動搖，但畢竟沒有被推翻。當西方社會自身步入困境，人們看到極端個人主義對社會、家庭所帶來的破壞和不健康的後果時，越來越多的人終于感受到了中國儒家家庭模式的可貴之處。而海外華人資本和企業的運轉和發展，恰恰是建立在儒家“齊家”這一家庭模式上，並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使之在海外強烈的種族歧視與商業競爭中不斷壯大和發展。在國內改革發展的今天，許多運行良好，得到發展的鄉鎮企業和個體企業，往往也是以家庭爲主體，這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嗎？
“君君臣臣”是治國之道，君應符合明君的標准，臣應符合賢臣的標准。這個標准，從個人素質上看，是“仁信忠義”。從國家政治上看，是儒家的“禮樂”。“仁信”是君道的核心，當了國君、皇帝也不允許任性和胡爲，“忠義”是臣道的核心，當了宰相或封疆大吏，同樣不允許任性和胡爲。孔子說：“君示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時又要隨時有“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種健康向上的心理狀態。不然的話，就成了孟子所說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君臣一心求治，統治集團團結向上，國家社會自然就有穩定的基礎。統治集團分裂內讧，國家社會就會處于動亂之中。
君道的“仁信”，也就是對儒家禮樂的奉行實踐。“仁者愛人”，“一家仁，一國仁”；“使民以信”“人無信不立”，其意義是明顯的，周敦頤在其《讀易通書》中對“仁義”有如下的發揮：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 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物。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周敦頤所描繪的這種社會，已兼融了道家思想在其中了，現代商品社會，是難以作出這樣的反思的。可這樣的理想，卻不知激勵了多少志士仁人。這是無物欲的社會，必須是有無物欲的人生活在其中才是可行的。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的物欲越來越重。現在一般中産階級的生活質量早就超過了古代的皇帝，清心寡欲這一套修身治國的准則早退縮爲少數個人的康壽之道了，雖然如此，其中的積極精神還是令人向往的。
儒家經典其實是充滿朝氣的，“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吾日叁省吾身”，這種積極自新和進取的精神，的確與苟且和欲貪的精神不類。《中庸》中標出一個“誠”字，可以說是精神和心理的一劑良藥，在實踐中運用好了，並不比佛教的禅定差。如《中庸》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其善而固執之者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中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之至誠爲能化。
《中庸》中的這一席話，在禅宗看來，那是參透了玄機才說得出來的；以道教看來，也是金丹已成、大道已就的“真人”才說得出來的。這一席話，無論放在佛書或道書中，都是得骨得髓之言，並且是儒釋道叁教溝通的重要環節。
一般的人，對儒家的“誠”看得太簡單了，常常僅把這個“誠”字，當作人格品行中的一個美德而已，殊不知這個“誠”字，與禅宗的禅和道家的道是那樣的貼近。周敦頤在其《讀易通書》中，用易學的道理來闡明這個“誠”字，可以說是得到了精髓，他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複，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他還說：“聖，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誠則無事矣。”但是，誠到底是什麼呢？周敦頤繼續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這裏很明確，誠是一種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是“寂然不動”的。雖然“寂然不動”，但不是死的，因爲它可以“感而遂通”。通向哪裏去呢？通向一切主觀和客觀的領域中，儒家是入世的學說，也就是通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寂然不動”，是精神作用未發動、無汙染的清淨本原狀態。用《中庸》的話來說，那是處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的這種狀態。這樣的狀態，與佛教的禅定在本質上來說是沒有什麼區別的，要說有區別，只是一是用于入世，一是用于出世。這種“寂然不動”的精神狀態，不論東方西方，也不論古今中外，都是人類文明得以展開的精神原點。所以這種無汙染的精神本原狀態被稱之爲“天之道”。在社會生活中，使受汙染的精神回歸于這種狀態，就是“人之道”。只有使精神處于這種無汙染的本原狀態，才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乃至達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並與“天地參”的境界。這不是佛教所說的“一切智”嗎？這不是道家所講的“無不爲”嗎？如果再達到“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的境界。那就與佛教的菩薩，道教的真人差不多了，無怪中國佛教後來把孔子尊爲“儒童菩薩”。從這一層看來，中國曆史上“叁教同源”、“叁教合一”的觀點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真理只有一個，只是因人因事的不同而自然形成了差別。
在儒家看來，誠就是中庸之道，誠就是精神的穩定、安甯和純淨。在精神中達到了誠的境界，自然會“擇其善而固執之”，在行爲活動上，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仁信忠孝節義和溫良恭儉讓的風貌，在特殊的情況下，也可以表現出“至剛至正”、“大智大勇”的力量。現在國家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民族兩幹多年來衆多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典範，不論是喜劇型或悲劇型的，哪一位不是受到儒家學說的洗禮，哪一位不是以儒家的學說作爲自己的精神支柱呢？而中華民族文化的本質，就是以儒家文化爲核心，兼融道家文化和中國佛教這一博大的曆史文化系統。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華民族文化深受西方商業——科技文化的壓力，對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價值進行了多次痛苦的反思，而今天，西方極度發展的商業——科技文化卻給地球、給人類帶來了核威脅，地球生態失調，毀滅性的汙染，人口爆炸和現代恐怖主義等惡果。西方綠色和平運動的興起，許多有識之士把眼光放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對儒家文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儒家的“王道”和“大同”理想，在未來世紀的世界政治和經濟中，將會受到廣泛的注意。而儒家優化後的與社會責任融爲一體的個人行爲，如仁義忠信誠敬等，當然遠遠高于和優于西方那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世界和諧一體的超穩定結構，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實踐所證明的、行之有效的理性的社會模式，這種模式，以個人爲基點，以家庭爲單元，從中央到地方，普及到全社會，形成了以“仁信忠孝節義”爲標准的“全面質量管理”這種社會倫理模式。這樣的社會，減少和避免了許多矛盾和沖突，當然也不會有因競爭而帶來的明顯的社會劇變和發展，但它畢竟是健康的、穩定的，有利于人類的長遠生存目標和地球生態平衡，所以是可取的。儒家的這一套學說，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大貢獻，在未來的社會和時代中，對儒家學說進行高層次的宣傳和普及將是十分必要的。
《心靈鎖鑰 第五章：中國聖賢心性觀與佛教(一)克己複禮，止于至善》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