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归咎于儒学，不如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借儒学以巩固自己的明清王朝。明清两代王朝极端地利用了儒学中对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有利的部分，扼杀了其中开明和健康的部分，使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积极意义受到了歪曲。而近现代某些人崇信西方那一套，对民族文化全盘否定，则更不足取。在这里，我们结合佛学，来看看儒学中有益和有趣的一面，这可是儒学的合理内核，也是现代社会和未来时代需要大力提倡，并在东西方文化大汇合中值得重视的一些内容。
佛教长期被认为是出世之学，而儒学则理所当然是入世之学，而且还是治世之学。孔子曾自信地说：“天生德予余”，孟子更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以，对儒学治世的功能，孔孟及后来的儒家都是坚信不移的。但这个“世”，佛教认为是“五浊恶世”，人类的根本性，也就是人的社会性，佛教认为全是烦恼的积聚。早在孔子的时代，有人就对孔子说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之类的话，但孔子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信儒家的观念，只要坚持不懈地宣传、推广和普及，就会对社会起到良好的补救作用。儒家的方法就是通过“克己复礼”的方式，把人改造或陶冶为仁信忠孝节义的君子，进一步达到“止于至善”、“保和大和”的这一崇高的圣人境界。
儒家学说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坚决反对的，孔子对个人的修养准则，提出一个“仁”字；对社会统一和安定的准则，提出一个“礼”字。“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所遵循的做人的美德，并使人达到“温良恭俭让”这种“中庸之为德”的崇高境界。温者不暴，良者不恶，恭者不骄，俭者不奢，让者不争。要达到这样的人格境界，首先就必须做到“克己”。“克己”是对自我欲性的一种自觉的限制，虽然还比不上佛教戒律那样的系统和完善——通向出世的解脱，但也有其相当的、可行的内容和准则。“克己”的目的是“复礼”，礼是周礼，是周朝周天子所制定的、当时中国的一种礼法，这种礼法，包括了法律、风俗、礼节和种种行为准则，是国家和民族乃至文化的安定和统一的旗帜。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朝各代都有其相应的礼法，但根本原则都是遵循儒家的四书五经。
儒家学说对人性的优化和改造，一般都遵循着《大学》所指示的路子，这就是：“圣人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具体说来，就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
这种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乃至修齐治平的过程，是儒家从“小我”到“大我”的过程，是个人优化和完善自己的过程。这种从个人起步，经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安定和治理，都离不开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这两个字。《周易》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利者，义之和也”，仁是个人内在品德的完满，义是社会关系的和融，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必须建立在正心诚意致知这一心理和精神的状态上。在对精神、心理的修为上，《大学》也有其相应的方法：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可以说是儒家的一套“止观”，虽没有佛教止观那样细致和严密，但作为社会中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能自觉地以这种方式进行静修，其成效也是相当可观的。古代一些圣君贤臣，只要能不迂腐地有这一层修为，对他们所致力的事业，就多了几分成功的因素。要使自己的精神和心理达到这一层火候，就必须对七情六欲有所克制乃至舍弃。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样就可以“生于忧患”，从忧患中奋发崛起；反之则会“死于安乐”，在腐化中没落乃至灭亡。
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这样的大纲。儒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道”。修身的正心诚意，必须为这个大纲服务。
以齐家而言，就应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梯，夫爱妻敬，并且和睦邻里。这样的家庭，必然是稳定的，健康的，有凝聚力的。中国的这种家庭模式稳定了两千多年，在现代的商品社会和西方伦理观念的冲击下虽屡经动摇，但毕竟没有被推翻。当西方社会自身步入困境，人们看到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家庭所带来的破坏和不健康的后果时，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感受到了中国儒家家庭模式的可贵之处。而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的运转和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儒家“齐家”这一家庭模式上，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之在海外强烈的种族歧视与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在国内改革发展的今天，许多运行良好，得到发展的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往往也是以家庭为主体，这不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吗？
“君君臣臣”是治国之道，君应符合明君的标准，臣应符合贤臣的标准。这个标准，从个人素质上看，是“仁信忠义”。从国家政治上看，是儒家的“礼乐”。“仁信”是君道的核心，当了国君、皇帝也不允许任性和胡为，“忠义”是臣道的核心，当了宰相或封疆大吏，同样不允许任性和胡为。孔子说：“君示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同时又要随时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种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不然的话，就成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一心求治，统治集团团结向上，国家社会自然就有稳定的基础。统治集团分裂内讧，国家社会就会处于动乱之中。
君道的“仁信”，也就是对儒家礼乐的奉行实践。“仁者爱人”，“一家仁，一国仁”；“使民以信”“人无信不立”，其意义是明显的，周敦颐在其《读易通书》中对“仁义”有如下的发挥：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 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物。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
周敦颐所描绘的这种社会，已兼融了道家思想在其中了，现代商品社会，是难以作出这样的反思的。可这样的理想，却不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这是无物欲的社会，必须是有无物欲的人生活在其中才是可行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的物欲越来越重。现在一般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早就超过了古代的皇帝，清心寡欲这一套修身治国的准则早退缩为少数个人的康寿之道了，虽然如此，其中的积极精神还是令人向往的。
儒家经典其实是充满朝气的，“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积极自新和进取的精神，的确与苟且和欲贪的精神不类。《中庸》中标出一个“诚”字，可以说是精神和心理的一剂良药，在实践中运用好了，并不比佛教的禅定差。如《中庸》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其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中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化。
《中庸》中的这一席话，在禅宗看来，那是参透了玄机才说得出来的；以道教看来，也是金丹已成、大道已就的“真人”才说得出来的。这一席话，无论放在佛书或道书中，都是得骨得髓之言，并且是儒释道三教沟通的重要环节。
一般的人，对儒家的“诚”看得太简单了，常常仅把这个“诚”字，当作人格品行中的一个美德而已，殊不知这个“诚”字，与禅宗的禅和道家的道是那样的贴近。周敦颐在其《读易通书》中，用易学的道理来阐明这个“诚”字，可以说是得到了精髓，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他还说：“圣，诚而已矣，诚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则无事矣。”但是，诚到底是什么呢？周敦颐继续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
这里很明确，诚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寂然不动”的。虽然“寂然不动”，但不是死的，因为它可以“感而遂通”。通向哪里去呢？通向一切主观和客观的领域中，儒家是入世的学说，也就是通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寂然不动”，是精神作用未发动、无污染的清净本原状态。用《中庸》的话来说，那是处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这种状态。这样的状态，与佛教的禅定在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说有区别，只是一是用于入世，一是用于出世。这种“寂然不动”的精神状态，不论东方西方，也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文明得以展开的精神原点。所以这种无污染的精神本原状态被称之为“天之道”。在社会生活中，使受污染的精神回归于这种状态，就是“人之道”。只有使精神处于这种无污染的本原状态，才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乃至达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不是佛教所说的“一切智”吗？这不是道家所讲的“无不为”吗？如果再达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境界。那就与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真人差不多了，无怪中国佛教后来把孔子尊为“儒童菩萨”。从这一层看来，中国历史上“三教同源”、“三教合一”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真理只有一个，只是因人因事的不同而自然形成了差别。
在儒家看来，诚就是中庸之道，诚就是精神的稳定、安宁和纯净。在精神中达到了诚的境界，自然会“择其善而固执之”，在行为活动上，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仁信忠孝节义和温良恭俭让的风貌，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表现出“至刚至正”、“大智大勇”的力量。现在国家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两干多年来众多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和典范，不论是喜剧型或悲剧型的，哪一位不是受到儒家学说的洗礼，哪一位不是以儒家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呢？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融道家文化和中国佛教这一博大的历史文化系统。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深受西方商业——科技文化的压力，对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进行了多次痛苦的反思，而今天，西方极度发展的商业——科技文化却给地球、给人类带来了核威胁，地球生态失调，毁灭性的污染，人口爆炸和现代恐怖主义等恶果。西方绿色和平运动的兴起，许多有识之士把眼光放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对儒家文化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儒家的“王道”和“大同”理想，在未来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将会受到广泛的注意。而儒家优化后的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个人行为，如仁义忠信诚敬等，当然远远高于和优于西方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谐一体的超稳定结构，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理性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以个人为基点，以家庭为单元，从中央到地方，普及到全社会，形成了以“仁信忠孝节义”为标准的“全面质量管理”这种社会伦理模式。这样的社会，减少和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当然也不会有因竞争而带来的明显的社会剧变和发展，但它毕竟是健康的、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的长远生存目标和地球生态平衡，所以是可取的。儒家的这一套学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在未来的社会和时代中，对儒家学说进行高层次的宣传和普及将是十分必要的。
《心灵锁钥 第五章：中国圣贤心性观与佛教(一)克己复礼，止于至善》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