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佛塔的起源
佛教在發展和演變過程中，形成了叁大文化圈，即以印度、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以及中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爲代表的印度佛教文化圈。我國雲南傣族佛塔，就是以這一佛教文化圈爲背景的産物；以喜馬拉雅地區及我國西藏、內蒙古和內地一些地區爲代表的藏傳佛教文化圈，西藏佛塔和走出雪域的藏式佛塔就是以這一文化圈爲背景的産物；以朝鮮、日本和我國漢地等爲代表的漢傳佛教文化圈，我國內地佛塔就是以這一文化圈爲背景的産物。這叁種文化圈的形成不是獨立的，而是跨地區、跨國境的，是互相兼容的。處在叁種文化圈中的佛塔又相互影響，互相借鑒，共同發展，並構成世界佛塔的主體。
按照東南亞上座部佛教編年史記載，當時在東南亞地區具有雄才大略，勇武善戰，事業有成的君主都要以阿育王爲榜樣。如11世紀印度的阿蘭納塔，13世紀斯裏蘭卡的衣塔卡馬尼，15世紀泰國的泰羅卡加等。而他們對阿育王崇拜效仿的重要一面，就是大建佛塔。緬甸的巴根塔、泰國都城莎克泰、柬埔寨的吳哥窟成爲古代東南亞史上君主、佛教、佛塔文化共生關系的經典例證。有位史學家曾經非常自豪地告訴人們，10世紀柬埔寨經曆6位君主在100年間的主要成就不是政治記錄，而是建築記錄。阿育王因建造佛塔所樹立的光輝典範影響了作爲印度佛教文化圈的東南亞佛塔的面貌。當佛塔沿佛教南傳的路線進一步向東南亞傳播時，它的演變脈絡就愈漸清晰了。東南亞佛塔在拒絕印度思維的同時，又以印度文化爲基礎，創造出不同于印度佛塔的具有新的象征意義的印式佛塔。當時印度佛塔的創新、豐富和發展，其中之典範就是印度尼西亞爪哇的波羅布達塔和柬埔寨的巴戎塔等。東南亞佛塔脫離了墳墓式的覆缽主體，在形成建築形式轉變的同時，完成了象征系統的轉變，這種轉變實際上是外來印度文化藝術與東南亞文化藝術在傳與受中經過微妙複雜有形無形的接交、拒斥、選擇、改造後的融和定型。接受和創造不但決定著佛塔建築格局的多元化，而且意味著佛塔象征系統的多樣性。東南亞佛塔象征系統最主要的轉變就是讓與死相連的“墓”的表層脫去，換成須彌山。
佛教的經典集中了佛祖釋迦牟尼的所有思想與智慧，是佛教信衆通往涅槃境界的指路明燈。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時，佛教高僧集聚在今天的斯裏蘭卡進行了一次上座部佛教經典的編輯與彙總，首次用巴利文將上座部的佛教經、律、論典籍輯錄成冊，從此，確立了巴利文佛教經典在東南亞南傳佛教信仰地區的神聖地位。南傳佛教的經典比較接近佛祖釋迦牟尼時期最原始的佛教，注重原始佛教的精神與教義，崇拜佛牙、佛塔和菩提樹等。在南傳佛教盛行的國家，如斯裏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都把上座部佛教尊奉爲他們的國教，一座座秀麗挺拔的佛塔成爲他們傳統文化的象征。傣族佛塔就是從緬甸、泰國、斯裏蘭卡、柬埔寨、老撾等東南亞國家傳入我國雲南傣族地區的，最先是在西雙版納“安家落戶”的。
傣族是我國西南邊睡的一個優秀民族，勤勞智慧的傣族人民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燦爛的文化。早在13世紀，傣族人民根據巴利文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傣文，並且有了刻寫在貝葉上的傣文佛經，十分珍貴，佛教稱“貝葉經”，是用鐵筆在貝葉上刻製和記載佛教經典，及其天文、地理、曆史、醫學和民間習俗等相關典籍，是東南亞文化的典型象征。貝葉經不是一個國家所獨有，而是一種獨特的世界文化現象，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座豐碑。貝葉文化是在中國文化史上值得重視的一幕，它比較系統地概括了雲南傣族文化的全貌，反映了傣族悠久輝煌的文明史。傣族自古信仰小乘佛教，廣建寺塔。傣族寺塔主要分布在西雙版納、思茅、臨滄和德宏等傣族聚居區。人們習慣上把流傳在雲南臨滄、德宏、思茅、西雙版納等地區的佛教稱之爲“南傳佛教”或“小乘佛教”，在這些地區建造的佛塔稱之爲“小乘佛塔”、“傣族佛塔”或“西雙版納佛塔”。
雲南西雙版納、思茅、臨滄、德宏地區的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等民族信奉著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不盡相同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屬南傳巴利語系佛教。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派遣他的兒子曬陀前往斯裏蘭卡弘傳佛教。斯裏蘭卡佛教後來輾轉傳播到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中國(雲南)等。因爲他們所傳的都是小乘上座部佛教，又是由印度向南傳入的，所以稱爲南傳上座部佛教或小乘佛教，又因其使用巴利語(印度地方性民間語言)經典，故又稱南傳巴利語系佛教。一般稱之爲“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約7世紀初傳入我國雲南西雙版納等傣族聚居區。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區的傳播和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任何一種宗教在傳入異國或異民族並被這些國家和民族所接受，它都要經曆與這個國家或民族的原始宗教或原始文化相互沖撞、磨合、兼容的過程。同樣一種新型的建築形式的傳入也要經曆適應、嫁接、融合的過程。像我國的漢傳佛教、藏傳佛教，以及漢傳佛塔、藏傳佛塔都經曆了這樣一個漫長而又迂回曲折的發展過程，傣族佛塔亦同樣如此。小乘佛教最初傳入雲南傣族地區時，與傣族原始社會流傳的自然崇拜和精靈崇拜，也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較量，最終小乘佛教以它精深周密的義理，簡便易行的儀軌，以及棄惡揚善的倫理精神和道德觀念贏得了人們的信仰。
傣族佛塔的建築式樣自東南亞傳入我國雲南西雙版納以後，傣族勞動人民對這種外來宗教建築形式沒有完全照搬，而是把這種外來建築的特點結合在當地傳統建築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創造出具有區域特征、民族風格的佛塔建築形式。傣曆931年(公元1569年)，第十九代召片領刀應勐迎娶緬甸金蓮公主爲妻，緬王派遣僧團隨公主前來傳教，帶來很多佛教典籍和佛像，並在西雙版納地區修建了一批佛教寺塔。這些寺塔是雲南傣族地區最早建造的寺塔，證明小乘佛教在這一地區已“安家落戶”。西雙版納地區的傣族佛塔最能代表南傳佛塔風格特征，具有鮮明的緬甸和泰國佛塔的風格。當然，所有的傣族佛塔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周邊東南亞各佛教國家的影響，其中更多地受到泰國和緬甸佛塔的影響。而泰國佛塔和緬甸佛塔又直接受印度佛塔的影響。至于西雙版納地區的佛塔始建于何時，因缺乏考證資料，尚難斷定具體的年代，但西雙版納民間卻流傳著很多有關佛塔的傳說。相傳佛祖釋迦牟尼曾叁次巡遊西雙版納，先後修建了莊莫、莊董和邦友叁塔。顯然，這是西雙版納佛教徒出于對釋迦牟尼佛的崇拜，把後世印度、緬甸等國僧人到這裏的傳教活動，附會爲佛祖釋迦牟尼叁次巡遊西雙版納。傳說固然不足爲憑，但傳說中的這叁個地點確實建有佛塔，其中的莊莫塔和莊董塔至今尚存。這裏我們尚難斷定，是有了傳說，才有了佛塔，還是有了佛塔，才有了傳說。不管怎樣，有一點可以證實，當時這裏的確建造了緬式小乘佛塔。
傣族佛塔的産生和發展必然與佛教的發展密切相關，尤其與南傳佛教密不可分。從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來分析，宋代已盛行傣族佛塔，明、清時期已進入繁榮發展時期。據傣、漢文史籍記載，雲南德宏傣族地區明初已信奉佛教，至明朝中葉，德宏地區已是“寺塔遍村落”，其中曼飛龍白塔、姐勒塔等就是最爲典型的代表。可見當時小乘佛教在這一地區傳播和發展的盛況。傣文史籍《地方大事》中記載，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修複勳海總佛寺時，曾經增修兩座佛塔，這是南傳佛教在雲南傣族聚居區修建傣式佛塔的最早記載。傣族佛塔是中國佛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佛塔家族中的重要成員，是西南佛教文化和建築藝術史上最爲輝煌的一頁。但遺憾的是現存資料中，有關反映傣族佛塔建造的文獻寥若晨星，尚需進一步挖掘和研究。
傣族佛塔的類型
泰式金剛寶座塔。金剛寶座塔在我國南北朝時期就已出現，元、明、清時期這類佛塔建造較多。所謂金剛寶座式佛塔就是在一個塔座上共建5座塔，較高大的主塔居中，較主塔小的群塔圍繞主塔而立，它是根據大乘佛教金剛界五部五佛的意思而建。泰式金剛寶座塔有一個顯著的特征，金剛寶座塔的組合不受塔數的限製，比如曼飛龍白塔由9座佛塔組合而成，9座塔的造型基本一致，與泰國13世紀所建南奔馬哈特塔十分相似。另一座規模較大的金剛寶座式佛塔是德宏盈江的曼勐盯塔，塔座上的小佛塔多達40余座。泰式金剛寶座塔的塔座一般爲圓形須彌座。在雲南潞西縣芒市內有一座樹包塔，在一層低矮的八角形臺中部，是一座高大的主塔，四隅各有一座小塔，在小塔之間各有一尊獅子。主塔被一棵大樹的根莖緊緊環抱著，位于四隅的小塔由兩層A角形的疊澀臺基，鍾形的覆缽體，七重相輪以及仰覆蓮瓣、傘蓋等組成，主塔的形製大體也是這樣。該塔覆缽與塔刹的造型和姐勒大金塔十分相似，屬南傳體系泰式金剛寶座塔風格。由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對金剛寶座塔的意境和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所以金剛寶座上的佛塔數目不等，內地金剛寶座上的佛塔一般由5座組成，而雲南泰式金剛寶座上的佛塔遠不止這個數，二者懸殊較大，這是大乘佛教金剛寶座式塔和小乘佛教金剛寶座式塔的主要區分點。其次還有造型、結構、布局等方面各自均有自己的建築風格。
緬式鍾形佛塔。常見的是在一方形的塔基上，建一個圓形多環狀的塔座，座上爲一喇叭狀的鍾體。這種佛塔與我國藏式喇嘛塔造型極爲相似，但它不像喇嘛塔那樣上部寬平而粗壯，它的上部與塔刹的連接處收分十分自然，輪廓線顯得柔美，無僵直之感。塔形明顯效仿緬甸的所謂“善卡某”式佛塔，爲典型的緬式佛塔。是從古印度窣堵波式佛塔演變而來的，是東南亞佛塔中最常見的一種塔型，雲南瑞麗市的姐勒佛塔就屬這種類型。
“串”字形佛塔。這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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